背景
明朝初期，朱元璋分封藩王，本意欲用藩王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自己大杀功臣为继任者去除权利棒上的尖刺，却留下了佣兵自重、尾大不掉的藩王。
藩王拥兵自重、分距一方的形势成了建文帝的心腹大患。自己虽贵为天子，但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却虎视眈眈，于是他决定削番。
失败原因
一
没有采用高巍和卓敬主张的“推恩”的办法曲线削番。
“推恩”起源于汉代，是一种温和削番的办法，将过去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改变为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这样实际上是消弱了诸侯王势力，又能维护叔侄的亲情。
二
没有擒贼先擒王。朱允炆听从了黄子澄的建议，先从实力较小的藩王下手，减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在削燕王。但他并未意识到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努力发展势力，越来越强大。
三
这个失败的原因就要归咎于朱元璋了。朱元璋大杀功臣为继任者去除权利棒上的尖刺，大批能征善战的大臣都被朱元璋杀了，能真正带兵打仗的寥寥无几，所以当朱棣起兵时，无良将可用，只得用老将耿炳文。最后竟然临阵换将，任用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李景隆，最终导致了削番的失败……
朝鲜定宗李芳果
朝鲜定宗李芳果是朝鲜王朝的第二位君主，是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第二个儿子，李芳果之所以能够成为朝鲜的第二代君主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李成桂的长子已经去世，另一方面是因为李成桂的第五个儿子李芳远不满李成桂立幼子李芳硕为世子发动了军事政变，迫使自己的父亲李成桂将王位传给了李芳果。
李芳果是李成桂的第二个儿子，名李曔，字光远，初名芳果。1357年生于咸兴归州洞的李成桂私邸，1419年去世。李芳果曾经是高丽的官员，官至将相，后来李成桂登上了王位，改国号为朝鲜，李芳果受封为永安君、官拜义兴亲军卫、节度使。在李成桂众多的儿子中李芳果其实资质平平，在李成桂的即位为王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贡献，但是李芳果却是李成桂在世的儿子中的长子。后来李成桂宠爱神德王后生育的幼子李芳硕，并且将李芳硕立为世子，为李成桂即位立下汗马功劳的李芳远极度的不满，于是在1398年发动政变，迫使李成桂将王位传给了李芳果，但是实权却掌握在李芳远手中。
李芳果对充满着血腥气味的汉城非常的不喜欢，继位后回到了开京，李芳果为人宽厚中庸，喜好在开城宫中玩击球的游戏，他吸取高丽朝臣专擅的教训，在1399年颁布了《奔竞禁止法》，这部法律抑制了官人权贵势力。1400年，李芳远发动了第二次王子之乱，李芳果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李芳远。
1419年，李芳果去世，庙号定宗，谥号恭靖懿文庄武温仁顺孝大王，朝鲜定宗李芳果在位只有两年。
李芳果 李芳远
李芳果 李芳远是兄弟，李芳果是李成桂的第二个儿子，是朝鲜王朝的第二代君主，李芳远是李成桂的第五个儿子，是朝鲜王朝的第三代君主，李芳果与李芳远的关系比较的微妙，可以说李芳果能够当上朝鲜君主，李芳远功不可没，也可以说李芳远能够当上朝鲜的第三代君主李芳果功劳不小，总之李芳果和李芳远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李芳果在李成桂的儿子之中并不是出类拔萃的，李芳远可以算得上李成桂最优秀的儿子，李芳远在李成桂即位为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辅佐自己的父亲登上了朝鲜王国第一位君主的宝座，但是李成桂晚年却宠幸自己续娶的神德王后生育的幼子李芳硕，并且将李芳硕立为了世子，这使得对自己父亲成为朝鲜君主功劳最大的李芳远的强烈的不满，于是李芳远发动了第一次王子之乱，杀死了神德王后和其生育的李芳硕和李芳蕃，并且杀死了权臣郑道传，但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李芳远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却没有坐上朝鲜第二代君主的宝座，而是立了李芳果为世子，之后李成桂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了李芳果，李芳果在王位之上坐了两年，李芳远发动了第二次王子之乱，流放了与自己争夺权力的四子李芳干，这个时候李芳远想要做朝鲜君主的心思已经是昭然天下，于是李芳果禅让王位给了李芳远，成就了李芳远的梦想。
李芳果和李芳远是兄弟，也是朝鲜的君主，李芳远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明君，但是双手却沾满了鲜血，李芳果的选择是正确的，可以说成就了李芳远，李芳远后来将王位禅让给了自己的三子世宗李裪，可以说李芳远也不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烈的人。
《琅琊榜》既是偶像剧也是正剧。说它是正剧，因为它情节编排绵密、千里伏线，人物性格丰满，并提供了诸多有智力含量的悬念，不狗血、不糊弄。而剧中的各种服饰、造型、器物和演员演技，都为这部剧增色。说它是偶像剧，除了演员一律养眼好看之外，也因为剧中对人物无限谥美。这种理想化的设置，会引导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我也想要那么完美”“我也想和这么完美的人在一起”。相比起来，更为华丽的《甄嬛传》反倒不那么像偶像剧了，因为它直面人性中最黑暗之处，连甄嬛手上也沾有鲜血，雍正则戴了多顶绿帽子，正常人何尝愿意代入?
梅长苏，多智近妖;靖王萧景琰，多仁近诈。他们秉承着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在王权和泥淖当中未曾异化、未曾违心、未曾扭曲，所向披靡，没有什么他们实现不了的。当这些正面人物回首往事时，可以骄傲地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绝对正确，也走向了成功，问心无悔。
正是这种完美让人疑虑。就拿《琅琊榜》贯穿始终的核心情节“为赤焰军平反”来说，一个规模宏大的悲剧、一个催人泪下的惊天冤案，梅长苏和靖王在隐忍十三年后，苦心经营，费尽心力，终得平反。这个故事设计得很完整，逻辑可信度也高。但它同样体现了偶像剧的一个特点：完满。
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所写的并非真实历史;但历史上，确实有与《琅琊榜》的这个主线非常相似的事件，那就是西汉时的卫太子巫蛊案。我们可以来参照一下，理想化的历史想象，和真实的历史之间，会有什么差异。
与剧中一样，卫太子刘据的谋逆一案，一直是晚年汉武帝心头一根刺，成为禁忌;在一段时间后，也有人为卫太子昭雪冤情，而武帝不仅亲自平反，还明确地表达了忏悔;接着，卫太子的弟弟刘弗陵接任皇帝，同样是有名的圣明天子。
《琅琊榜》当中，有一个人物始终没有正面露脸，却又阴魂不散，那就是祁王。他曾深受重用，声望非常高，朝中多数人都附和他;他还拥有朝中最勇猛、战无不胜的赤焰军，掌握军权，皇帝也无法节制;他的母亲宸妃受宠，朝中但知祁王而不知皇帝。也正是这几点，刚愎自用的皇帝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汉武帝的太子刘据的经历与之相似。刘据和武帝的性格差异颇大，武帝好大喜功，刘据仁柔喜儒，政治理念也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就说这二人有什么矛盾，至少在刘据年轻的时候。刘据刚出生，武帝就命人作《皇太子赋》，等于提前昭告天下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就是太子。刘据加冠后，武帝为他修建“博望苑”，让儿子在那里跟宾客往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从其所好”。当然，刘据的势力中，最重要的是卫青一族。武帝跟卫青说，你放心吧，卫太子的地位很稳，我要的就是这种能安定天下的太子。
但是，这种爱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当初宠爱的时候，《琅琊榜》中皇帝给祁王委以各种重任、汉武帝鼓励刘据养士;等发现儿子不能按他的模子来成长以后，就说人家是政见不和，想除掉人家。帝王的心啊，海底针。
这个阴谋的高潮，《琅琊榜》中，是一品军侯谢玉和悬镜司首尊夏江的伪造告密信，声称赤焰军勾结祁王进行谋反，成功地挑起了皇帝的愤怒，出兵屠尽了赤焰军。而卫太子，也同样是栽在小人的伪造证据之上，只不过，把培植了几十年势力的太子都扳倒的人，居然只是小小的水衡都尉，让人更唏嘘了。
这个水衡都尉江充，他严厉打压权贵，又阻挡大长公主刘嫖进宫，还又弹劾卫太子派进宫问候武帝的人违规走驰道。他害怕太子即位后对他不利，便建议武帝进一步查清公孙贺(前丞相，卫皇后的妹夫)的巫蛊案，成立了“专案组”。江充勾结胡巫，到处说宫里有巫蛊偶人，动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大刑之下，无人不服。民间也互相诬告，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终于轮到皇后和太子了。“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挖了个底朝天之后，终于坐实了皇后、太子行巫蛊事、大逆不道之罪了。
当时的武帝正在甘泉宫养病，其实是将信将疑的。太子刘据无法见到武帝辩解，心慌意乱，只好和皇后一起，“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杀了江充。黄门苏文逃到武帝那里，添油加醋地称太子造反，武帝相信了，派兵剿杀刘据。刘据率部下和宾客为将领，同时动员数万市民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大战十余日，死伤数万人。最终，卫皇后自尽、卫太子自尽，无数人头落地。
不管是汉史还是《琅琊榜》里，本质都是猜疑的皇帝，以手下的诬告为契机，对整个皇族和文臣武将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肃清了不服从分子。血流成河之后，太子(皇长子)造反便成了禁忌，谁都不敢再提。
只不过，电视剧中，有了英明神武的梅长苏和萧景琰的安排，这场冤案翻得彻彻底底，祁王及赤焰军是绝对清白无辜，谢玉和夏江是豺狼心肠，皇帝是一个拨弄权术、猜暴残忍又愚蠢无情的昏君。是非黑白一目了然。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情况则复杂许多。
首先，卫太子确实有弄权的行为，“宾客多以异端进”(《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而且在朝中确有相当明确的政治力量支持(以儒生为主)，这批人都是与武帝的政见不符的;其次，武帝清洗卫氏家族的决心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卫太子、卫氏家族与武帝之间，政治较量已然开始;第三，卫太子和卫皇后矫诏杀了武帝的使者江充，发兵造反，与武帝派来的军队大战多日，都是确凿无疑的，说是谋反一点也不冤;第四，江充背后必然有其他势力，必然与诸侯王有关联，因为会有得益者……
也就是说，能制造出一起惊天冤案，背后的利益勾连的复杂程度，远超一部电视剧所能展现的容量。而所谓的蒙冤者，不是冤，只是在政治较量中的失败者，获得了许多同情而己。
从史书中我们都知道，卫太子被平反，是一个叫田千秋的低层官吏(高庙寝郎)，上书为卫太子喊冤，认为太子是“子弄父兵”只是失误，并非谋反，责罚就够了。按理来说，这个层级的官吏的上书武帝未必看得到，看到了又怎么可能理会?马上杀掉还差不多。但汉武帝不仅听进去了，发布诏令称太子没有谋反，把参加杀太子的那批人或族或灭，还把上书的田千秋提为大鸿胪，旬月间又擢为丞相。而且，还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向天下昭告后悔之情。
不仅如此，武帝还发布了轮台罪己诏，深深检讨自己过往的好大喜功、喜好征伐的国策。显见，田千秋上书只是武帝的一个借口，他其实早就后悔了，早就等机会给儿子平反了。这样一来，尚未失去最后一点温情和自省能力的武帝，比起剧中的昏君，形象又更为复杂了。
两千年前这起巫蛊案的核心是，卫太子所代表的儒家力量和晚年武帝代表的儒法吏和宦官系统的直接血拼，最终以起兵造反、兵败而亡终结。卫太子固然值得同情，但不能说是冤案。
再来看《琅琊榜》，我们就会发现，偶像剧与真实历史的区别就是，偶像剧可以清楚地划分好人阵营和坏人阵营，而历史却不能。像祁王和林燮那样的无辜天真的小白兔，从来未曾结过党，从来未曾意识到政治风险并进行反击，从来不曾施行任何有损公正清明之举，还可以抢占很大的权力，可能性很小很小。假如历史上真有这么一场赤焰覆灭之冤的话，背后一定有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不仅仅是冤案。
政治从来都很脏，尤其在根本不谈法的时代。偶像剧可以塑造出黑白分明的正反两派，可历史不能，历史总是暧昧的。
刘粲，字士光，“少而俊杰，才兼文武”。但他自从诬死皇叔刘乂之后，大权独揽，威福任情，刻薄寡恩，大兴宫室，动辄征伐。
继位后，刘粲入住皇宫，名义上尊刘聪的各位皇后为皇太后，但眼见这些貌美如花的小后妈们都是在不满二十岁的韶年，淫心摇荡，昼夜宣淫，轮流让这些他名义上的母后们侍寝，没有一点亲爹刚死、心中哀痛的意思。
靳准此时大权在手，备受刘粲信任。他一个女儿是刘聪皇后，一个女儿是刘聪贵嫔，还有一个女儿是刘粲的皇后，一家二后一嫔，贵宠无比。通过观察，靳准深知刘粲庸君，暗中起了篡逆之心。
为了扫除障碍，他亲自劝说刘粲：“听说诸位大臣想行伊尹、霍光故事，废掉皇上您，奉大司马刘骥(刘聪另外一个儿子)为帝。陛下如果不先发制人，为臣恐怕祸起须臾!”
起先，刘粲不信。
靳准心中危惧，就入宫密见两个为皇太后、一个为皇后的女儿，说：“大臣们现在正私下密谋，想废掉皇上，立济南王刘骥为帝。如果事发，我们靳家会被杀得一个不剩。你们俩一定要趁间说服陛下早下手。”
父亲的话不能不听。两位靳家美妇在与刘粲床笫大战之际，梨花带雨，哭诉宗室即将造反，自己命在旦夕。酒色沉湎之中的刘粲耳根子极软，立马派太监带兵，诛杀上洛王刘景、济南王刘骥、齐王刘励、昌国公刘凯、吴王刘逞等人，一天之内把兄弟辈刘氏亲王杀了个干干净净。
可能发现威胁自己皇位的兄弟辈已经杀光，刘粲在上林苑大阅兵，准备兴兵讨伐一直三心二意的石勒。但酒瘾、色瘾耐不住时辰，不久齐齐涌上，刘粲阅兵后就驰还后宫，开始终日在大内池苑里游宴享乐。
为安心享乐，他封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决断一切军国大事。靳准矫诏，任命堂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把皇宫禁卫部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公元318年9月，靳准亲师精兵，全副武装，冲入光极殿，命甲士把正在后宫玩GroupSex的刘粲抓来，“数其罪而杀之”。
估计刘粲临死也想不通，这位平素一脸谄媚，既是自己姥爷又是自己老丈人的靳大将军为什么要干掉自己。靳准禄位，人臣至极，他又图个什么呢?
杀掉刘粲后，靳准下令：“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凡是在平阳的屠各种匈奴刘姓宗亲，成族成族被杀，几乎一个不漏。同时，靳准又下令发掘刘渊、刘聪的陵墓，并把刘聪的尸体令人扶跪于地，大刀砍下这位死皇帝的脑袋。接着，靳准又命人一把火把刘氏宗庙烧个干净。
对此，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史家皆百思不得其解。刘氏对靳准不薄，又没有什么前仇后果，竟遭靳准如此对待，思前想后，只能归于是天道循环。晋怀帝、晋愍帝泉下有知，当可欣然一笑。
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更为奇怪的是，他又把刘聪从晋朝缴获的玉玺捧出，对汉人胡嵩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玉玺付汝，还入晋家。”胡嵩无识，以为靳准是试探他，不敢接受。靳准大怒，一剑把胡嵩刺死于地。他派出使臣，对晋朝的司州刺史李矩说：“刘渊乃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我欲还二帝梓宫，请以上闻。”远在江东称帝的东晋元帝接信后，虽摸不着头脑，仍赶忙派太常韩胤等人迎还怀、愍二帝灵柩，归于晋土落葬。
建文帝上位的时候开始削藩，其中碰到一个宿敌朱棣，对于这个叔叔建文帝也是实在没办法。后来听了手下大臣的建议让李景隆带兵去攻下朱棣的老巢北平。李景隆这人夸张点说就是个军事废材，建文帝让他去打朱棣其实真的极其不明智。在郑村坝战役中李景隆彻底失败，朱棣获得大量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
战败后，李景隆退到德州，整顿自己军队，并准备下一次的决战。很明显朱棣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李景隆，要和他对战必须要找个帮手。这次他确实找到一个非常给力的帮手，他的名字叫做平安。如以往一样，朱棣询问了李景隆手下将领的名字，当得知李景隆军队这次的先锋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他的部下惊奇的发现，朱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居然闪过一丝惊慌的表情。
如果说李景隆在战役中做过哪些正确的事情，挑选平安为先锋应该算是其中一件。平安是谁，在这简单介绍一下，父亲平定，官至济宁卫指挥佥事，在攻打元大都战役中牺牲，平定死后承袭父亲职位，同时也是朱元璋的养子。
平安对于朱棣而言，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平安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追随他作战多年，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要和这样一个知晓自己底细的人作战，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这一战在所难免。
在朱棣眼里，李景隆这只羊带领的六十万人并不可怕，他眼里真正的敌人是平安。他特地嘱咐手下将领：“平安这小子曾经跟随我作战多年，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都不要管，先把他打败。其实根本不用他嘱咐，在得知朱棣大军已经来了的时候，平安已经开始他的第一次冲锋。这次交战给了朱棣一击。朱棣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许多人看了个电视剧《走向共和》，便对李鸿章这个人物形象大有改观，认为他有大功于中国，签卖国条约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他一生是怎么巧取豪夺，聚敛财富的，也完全忘记了他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是怎么杀良冒功、残害平民的了，更是完全忘记了他不过就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官僚。
根本没有必要把他抬高到一个圣人的位置，还有人把他叫做“东方俾斯麦”，捏造了一大堆有关他的神话，他这一生，可以说是聚敛财富的一生，是自私专权的一生，根本算不上是“为国为民”!
“东方俾斯麦”?伊藤博文的偶像?你们说的是清末著名贪官李老爷子吗?那是真有钱!
“宰相合肥天下瘦”嘛，一点都不掺假的。
李鸿章有个女婿，叫做张佩纶，也就是著名小说家张爱玲的祖父，当年李鸿章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嫁给张佩纶时候，光嫁妆就能吓死人，那叫一个煊赫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银子如流水一般淌出去。
李鸿章女儿李菊耦的陪嫁有多少，已无从查起，但从她后人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房产是她后人提到次数最多的。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一段时间住在天津北洋衙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才双双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买下了原先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是一座豪宅，厅堂不算，被人称作绣花楼的楼房即有三幢，另有一个花园。
对这个花园，张氏后人——李菊耦的女儿即张爱玲的姑姑，仍有一分依恋。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母亲李菊耦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所房子后来被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看中，购作立法院办公使用，足见其宽敞的程度。购置这样的豪宅，置办费用无疑来自李菊耦的嫁妆。
李鸿章还将上海、青岛，可能还有天津等地的部分房产分给了李菊耦。李菊耦去世时(张佩纶已在十三年前去世)，自己亲生的一子一女张志沂、张茂渊均年少，财产只好由张佩纶前妻所生的次子张志潜(长子志沧早夭)掌管，直到张志沂二十多岁才分家。分家后，仅张志沂名下所得，据张子静回忆：“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此外青岛一幢洋房是属张志沂与哥哥共有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而这只是李菊耦从娘家带来陪嫁的一小部分。因为哥哥张志潜分得的比弟弟还多。 李菊耦的陪嫁中还有土地。张爱玲写《谈吃与画饼充饥》时便提及她姑姑很爱吃一种点心叫“黏黏转”，是用青麦粒做的，青麦粒是“从前田上人带来的”;张爱玲小时候，“田上人”还带来一种用开水加糖冲调吃的点心“大麦面子”，证明张家有田产、有佃户。张爱玲还明白地讲，他们家的“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在无为州(现安徽省无为县)”，她记住这地名是因为“无为富于哲学意味与诗意”。田产全变卖了。 除了房产、土地外，李菊耦的嫁妆还有各种细软、古玩。直到张爱玲离开父亲的家，她手头尚有不少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还是舶来品，显然都是嫁妆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过了两代人，张爱玲童年的时候，依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即便她父亲不成器，坐吃山空，她家的祖产一直到吃到了建国后，还有几栋房子没卖完，她奶奶的陪嫁箱子还有宝贝可以换钱。然而这个陪嫁养活了三代富贵闲人，这点东西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就是九牛之一毛!
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只怕当时都没人说得清!
清代中兴名臣中最富有的，以李鸿章为第一。李鸿章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无确切数字，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 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宰相合肥天下瘦”殆非虚言呀! 李鸿章如此，他的几个兄弟自然也不弱。兄长瀚章历任湖广、漕运、两广总督;老三鹤章官居道台，后来用钱得了个二品衔;最小的六弟昭庆虽死得早，因随李鸿章在淮军中效力，早早当了知府，死后赠太常卿。只有老四蕴章、老五凤章，一个眼睛有毛病，一个不愿出仕，只愿在乡为李家掌管家产。
李鸿章还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巨头，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
李氏六兄弟，仅在家乡合肥，“ 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合计共六十万亩土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 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余石”，统计者不禁感慨万分：“则是一个骷髅地主仍有田地三万余亩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除此之外，现银和其他不动产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有人称， 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 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同上)这里记的自然是属于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产部分，在外置的私产并不在内，而私产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岛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不计其数。
李合肥不仅官居一品，同时又是帝国首富级别的人物，比现在的什么马云、许家印、马化腾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首先是贪污军饷，和掠夺地方!
权与钱是双生子，富与贵又紧密相连。李氏兄弟中，李鸿章权位最高，也最富有。从统领淮军、任江苏巡抚起，李鸿章便一改寒门书生本色。淮军军饷的充足为当时各军之冠，按惯例， 各营统带都有截旷、扣建之权，除留作聘用幕僚、来往迎送之资及各营营官中饱之外，还要上缴若干。淮军最盛时达百余营这个截留，为数就不会少。据甲午时暂时接替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说， 仅留在北洋账上的淮军钱银就有八百万两，这时淮军早已裁撤。这笔巨款也是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主要经费来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留在账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数字，李鸿章个人分润自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平素有一种看法，认为 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战事过后，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淮军将领贪污成风、军纪败坏的根由。李鸿章对此一味回护，以至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张树声、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个个都腰缠万贯。作为淮军头子，李鸿章不是富翁才是怪事。
洋务运动中饱私囊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为弥补军工企业的亏空，他当时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民用企业，最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及天津铁路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由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力，腾挪各种官款，再吸收商股兴办，属于所谓官督商办性质。 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每办一个企业，循例这些亲信们都要向有关官员奉送干股，李鸿章应是最大受益者。至于李鸿章收受了多少干股，亲信们要保持地位又要额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来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李鸿章死后李氏家庭仍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董事会上占有重要职位。他的儿子李经述做过招商局总办，经述死后，1910年6月，上海举行了招商局第二届股东会，股东们选举盛宣怀为总理(总办后改的名称，盛是李的亲信，后来聚敛的财富更超过李)，另二位协理中有一位便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这一届选举因清政府不承认而告吹，但足以说明李氏在招商局中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
除了贪腐和搞企业之外，李中堂还擅长外交买办致富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 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不愿与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所以主和。这些御史们的话有捕风捉影之嫌，所列数字也不一致，有还是没有，至今尚是疑问。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绕地球一周，所访各国都隆重接待，他收过不少礼品是事实。 有一记载说，俄国为要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馈赠他达三十万卢布;连副使张荫桓也沾了光，受赠有二十五万卢布之巨。至于办海军、修码头、购置军舰和火炮，外国厂商都会给回扣，以致能挤入采买人员之列的都要发笔横财，更何况是决定此事的李鸿章呢?
多财善贾，长袖善舞，李中堂的钱都花在刀刃上
清末督抚大员中，论出手之阔绰，首推李鸿章(后有盛宣怀、袁世凯更驾乎其上)。前文提到张佩纶因丧妻回乡路过天津，李鸿章送的丧葬费就是一千两，使张佩纶感激涕零，这尚是小数。一位官员记下另一件事： 光绪二年，丁宝桢升任川督，入京陛见，路过天津，李鸿章知道宝桢比较清廉，以“到京后例有应酬”为名，特告丁，已代筹一万两，存于京城某银号，用时便取。丁宝桢抵京后，各项应酬一万两不够花，干脆一客不烦二主，再向李鸿章借银一万两，据说李鸿章给得很痛快，毫不吝啬，而这笔钱当然是不须归还的。赠银给丁宝桢的，除李鸿章外，还有他哥哥李瀚章也赠银三千两。这位官员最后感慨地说：“勤恪(李瀚章谥号)、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特述之以为后世交友者劝。”(陈夔龙：《梦蕉亭笔记》)这还仅是一例。 天津位于南北交通要冲，李鸿章迎来送往这一笔开销是巨大的。为保持自己权位，对贪婪成性的慈禧、李莲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种孝敬、贺礼、节仪，收买京中御史和百官们的种种使费，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引用资料来自于冯祖贻的《煊赫旧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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