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红潮导语：朱元璋病重以后，就怕死后李贤妃效法吕后夺权乱政，或效法武则天篡位自立，就先将她的两个哥召进宫来，在便殿赐宴，又对李贤妃说：你去见见两个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分。李贤妃明白了朱元璋的意思，哭着说：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回宫后即自尽身亡。
朱元璋弄权搞腐
腐败，通常是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生活糜烂，沉于酒色，而朱元璋，由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据有的地位权力以及他的政治诉求，其腐败则表现为滥杀人，冤杀人，惨杀人。
有人估计，朱元璋执政期间约杀十万人，也有人说他杀了十几万人。其中有的是罪证、赃证确凿，罪有应得，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被冤杀。尤其是洪武年间发生的四个大案中，被族杀的很多老人妇女儿童，就冤枉至极。
朱元璋的冤杀人来自他的私心和疑心。
大凡皇帝都疑心，朱元璋尤甚，特别是他年老体衰以后。他认为太子文弱，十五岁的太孙更文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运用握有的绝对权力，使用一切手段，消除威胁，以保持朱明王朝祚运长久。他怕官吏欺压百姓，逼民造反夺权;更怕权臣悍将强力篡权抢权。由怕生疑，疑神疑鬼。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就是因为朱元璋的疑心发生的。
明朝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年终将自己辖地的赋税、钱粮、军需等数字，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上报文书要盖有本级政府的印章。布政使司要汇总本省的数据报到户部，如果户部发现问题，就要重新填报、盖章。为了避免往返，官员进京时就带上盖有印章的空白文书。这种做法长期沿用，习以为常。但被朱元璋发现了，认为其中“有奸”，要严惩。他下令将户部尚书及各地府、州、县主管印章的官员全部处死。这个冤假错案使数千人丢了命。
郭桓案虽然事出有因，但其扩大化则与朱元璋的疑心有极大关系。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时，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突击审讯，逼供，又根据攀咬再捕人，再逼供，这样，涉案人员愈来愈多。除郭桓等户部官员外，又牵连到礼部、刑部尚书，六个部的左右侍郎，布政司及以下官吏，处死数万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税粮者也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使“中产之家”大都家破人亡。
如果说空印案、郭桓案主要是朱元璋的疑心造成和扩大化的，那么丞相胡惟庸案、大将蓝玉案则主要是由于朱元璋的私心发生的。
朱元璋的私心就是不顾一切，来维护朱明王朝长治久安。为此，他要诛杀对皇权有威胁的文武大臣。
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凤阳定远人，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同乡、亲戚。他由帅府奏差起家，一步步升到中书省丞相。地位升高以后，他就为所欲为：官员的升降生杀擅自决定;官员的上奏文书先行拆看，如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便扣下不奏;急于往上爬的人和犯有错误而求逃脱罪责的官员，向他行贿不可胜数;甚至外国贡品也据为己有。他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跌落马下，被过路的马车压了，他将马夫杀死。占城国贡使到南京进贡，无人接待，朱元璋大怒，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
虽然胡惟庸诿过于礼部得以出狱，但他想到自己的斑斑劣迹和朱元璋的为人，万分恐惧。他想：“死等耳，宁先发”，与其等死，莫如造反。本来，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多次遭到朱元璋严厉遣责，心怀不满和恐惧。胡惟庸就在会见他们时“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从此，他们走上了谋逆造反的道路。
胡惟庸入狱，官员们猜到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就群起揭发胡惟庸。于是，朱元璋就下令将胡惟庸和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三人交廷臣轮番审讯，很快就以擅权枉法罪处死，并宣布废除中书省，将权力收归皇帝。
杀了胡惟庸十年以后，朱元璋又旧案重提，以胡案株连李善长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宣布他们为胡党，处死，被杀者达三万余人。
大杀“胡党”主要是诛杀文臣，而大将军蓝玉案则主要是诛杀武将。
蓝玉，定远人，作战勇敢，屡建大功。他恃功骄肆，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带兵出征获胜，私自占有了元朝皇帝的妃子。天晚回到关内，守关人按规矩不放人进关。蓝玉就“毁关而入”。他在参加西征以后，被封为太子太傅，而和他一起出征的冯胜却被封为太子太师，太师高太傅一等，蓝玉满腹牢骚。他在军中任意升降将校，甚至连朱元璋的命令也不听，屡受朱元璋斥责。于是，他“心生异志”，串连景川侯曹震等人，企图在朱元璋去先农坛举行“籍田”仪式时举事。被特务机关锦衣卫侦破并告发后，朱元璋立即下令拘捕蓝玉，进行跟踪追查，先后斩决了篮玉、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
本来，在蓝玉案的前一年，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病死了，立朱标的长子、十五岁的朱允炆为太孙。已经六十五岁的朱元璋想，自己健在，这些如狼似虎的悍将尚难驾驭，十五岁的孩子能驾驭吗?能保住朱明王朝吗?他认为，不仅蓝玉必须除掉，就是和他亲近的人也得杀掉，这就杀了一大批武将功臣。朱元璋还要斩草除根，共株连灭族达一万五千余人(有说二万人)。
即使攀不上胡党、蓝案，只要朱元璋认为对王朝有威胁，也要找茬杀掉。傅友德，武艺高强，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蓝玉案开始后，他的老部下对他说：此案“会不会也把我们罗织进去死于非命呢?”朱元璋探听到这话以后，就制造杀人机会。他设宴招待大臣，傅友德的次子是金吾卫镇抚，在御前值班，没有佩戴剑囊。朱元璋说这是傲慢无礼，就封剑赐给傅友德。傅友德明白这是君要臣死，心一横，不仅杀了次子，还杀了长子、驸马都尉傅忠，然后自尽于朝门外。冯胜，屡建奇功。平定东北的战役大获全胜后，他贪掠珠宝良马，强占降人之女。回朝后，朱元璋收回了他的大将军印，并令他回凤阳老家居住。他回家后不甘寂寞，在打稻场埋下瓦罐，听碌碡轧过的咚咚声，回味战场上的战鼓响。与他有怨的亲戚为报私仇，诬告他在打稻场埋有兵器，阴谋造反。朱元璋不问真假，派人将他召入京城，说：有人告你，我也不多问。就赐给他一杯酒。冯胜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就举杯一饮而尽，随即死去。
只要朱元璋认为谁对王朝有威胁，即使是爱妃弱女，也不放过。朱元璋晚年，有一个最受宠的妃子——李贤妃，貌美才高，办事干练，工于心计。朱元璋把她比作汉成帝时能干的班婕妤。她的大哥是附马，二哥是皇帝亲军金吾卫指挥。朱元璋病重以后，就怕死后李贤妃效法吕后夺权乱政，或效法武则天篡位自立，就先将她的两个哥召进宫来，在便殿赐宴，又对李贤妃说：你去见见两个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分。李贤妃明白了朱元璋的意思，哭着说：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回宫后即自尽身亡。
朱元璋私心的恶性发展，还要株杀知道他劣迹的人，株杀他认为对他和家人的声誉、面子有碍的人。朱元璋曾暗示廖永忠在迎接小明王韩林儿来南京的时候，在长江浪急水深处将他沉杀。朱元璋怕此事传出去要背上“弑君”的恶名，就藉口廖永忠偷穿绣有龙凤纹的衣服，以僭越犯上的罪名杀了他。有一个将军在征战中得一美女，二十岁，能诗文。将军把她送给了朱元璋，朱元璋认为：如果收下她，就表明自己贪色，为表白自己不贪色，竟把她杀了。有一年，朱元璋访知熊宣隹有个妹妹，年少貌美，想选她入宫，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他人，“若取之，于此未当。”朱元璋认为谏者是张扬他夺人未婚妻的丑事，怒说：“谏君不当如此!”叫壮丁“碎其肉。”有一年元宵节，朱元璋微服到街上看灯谜。有一个灯上写着“好肩并肩，乘艭;荡舟去，忽然少一人，却向月边住。”其谜底是“好双大脚”。朱元璋认为这是讥讽马皇后大脚的，勃然大怒，下令要严惩此人，若找不到此人，拿全城百姓问罪。马皇后劝朱元璋说：“妾大脚，自己不嫌，陛下不嫌，别人纵然是嫌，有何相干呢?”“陛下不是曾说幸妾脚大，才能背着陛下逃生吗?”“天子民之父母，子女们随便说说自己的父母，并没有伤害父母之心，做父的就可以大怒不止，要置子女于死地吗?”听了这话，朱元璋才收回成命。假如没有贤惠的皇后，就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冤死。
朱元璋还心虚多疑，大兴文字狱。他当过和尚，就对“光”、“秃”之类的词很忌讳。连“憎”以及同音字“生”也感到别扭。他参加过红巾军，红巾军被元朝官僚称为“贼”，他就把与“贼”同音的“则”字，视为忌讳。明初，每逢过年过节、皇帝生日、皇家喜庆的日子，地方官都要上表笺庆贺。这类表笺一般是由学校教官代写。根据记载，浙江府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德安府学训导吴宪都在为他人代写的表笺中犯忌，被处斩。
朱元璋嫉恶如仇，又嫉仇如恶。他对要杀的人往往施以极其惨忍的刑罚。史载：除了沿用历代封建皇帝的酷刑，诸如墨面、文身、抽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抽肠、割鼻、阉割、斩趾、枷项游历、令其自杀、斩首、全家发配为奴、灭族之外，朱元璋“发明”的还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钓入谷道而出。”更为残忍的是“剝皮实草”。即将贪官的头梟首示众，尸剥皮，皮内塞上草，挂在公堂之上，以警戒后任者。他还下令：在各府、州、县及卫所等衙门内的土地庙做为处决贪官的场所，故称“皮场庙”。他以儆效尤的动机虽无可厚非，但“其残忍实千古未有也”。
朱元璋冤杀人，惨杀人，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封建社会制度和专制政治制度决定的。这种腐败，在封建专制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改变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