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名礼，字仁贵，以字行于世。他于隋大业九年(公元614年)出生 ，是南北朝时期刘宋、北魏名将薛安都的后代，也是历史上真正使用方天画戟的猛将。薛家是名门之后，父辈祖辈都曾经在北魏、北周和隋朝都担任过官职。 贞观十九年薛仁贵在被李世...
唐太宗年号是“贞观”，“贞观”两字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这两字表示天地之道，也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的，这规律就是“正”。所以宋朝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贞，正也;观，示也。“贞观”以正示人也。其...
前几年的一部电视剧《芈月传》是彻彻底底地火了一把，它讲述了楚王庶女芈月嫁到秦国并一步步成为秦国执掌朝政的宣太后。小说毕竟是虚构的，那么历史上真的有芈月吗?历史上芈月的原型是秦宣太后芈八子，她有着更传奇的一生。《史记·秦本纪》记载“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也是第一位掌权的太后。
历史上的芈八子也是楚国宗室，她早早地就嫁到了秦国，成为了秦惠文王身边的一位妃子。与她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芈戎和魏冉，这两个人对她以后的上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芈八子虽有3个儿子，但古代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身为姬妾的芈八子本来没有机会来到权力的中心。秦惠文王死后，王位落到了公子荡手中，是为秦武王。秦武王力大无穷，还喜欢跟别人比试，结果在一次举鼎比赛中不幸胫骨被砸断而死。武王无子，秦国出现权力真空，在魏冉等人的支持下，芈八子的长子公子稷成为新任国君，是为秦昭襄王。
芈八子以嬴稷年幼为由，宣布自己以太后身份主政，魏冉辅政，芈八子从此成为了秦宣太后，也走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宣太后主政时期，秦国的军事能力达到一个顶峰，几乎每年都在打仗，侵占了周边的楚国和三晋的很多领土，并多次挫败各国合纵之势。虽然秦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原的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却始终无法降服一个叫义渠的民族。义渠是秦国周边的一个国家，长期与秦国发生战争，屡次臣服于秦国又屡次反叛，还在秦国跟五国联军交战时偷袭秦国，这令秦国很恼火，但又没什么办法。
后来宣太后使出“美人计”，在一次朝贺中成功俘获义渠王的心，二人就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宣太后还为义渠王生了两个孩子，这期间秦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宣太后也没忘正事，她和儿子秦昭襄王日夜密谋消灭义渠。前272年，宣太后将义渠王诱至甘泉宫杀之，随后秦国一劳永逸灭了义渠国，并在义渠故地设立三个郡。消灭义渠解决了秦的后顾之忧，也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
宣太后长时间的掌权引起了秦昭襄王的不满，他采用范雎的建议，夺了宣太后的权，并将当时的朝廷“四贵”魏冉、芈戎、公子悝、公子巿(宣太后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儿子)驱逐出秦国。失势后的宣太后平淡地度过了她的晚年生活，于前265年去世，葬于骊山。
纵观秦宣太后芈八子的一生，从不受待见的楚国宗室到秦国妃子，再到高高在上的宣太后，最后则是归于平淡。她有才能又充满野心，而在战国这个政治大舞台上的惊艳表现更是让她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
镐京之乱在整个周王国历史上，充满了很多未解之谜
镐京之乱在整个周王国历史上，充满了很多未解之谜。数年之间诸侯纷争崛起，秦国襄公被列为诸侯，正式进入中原，且享有攻伐犬戎和瓜分岐山的权力。晋国文侯扶持平王东迁，有拥立之功，亦在山西坐大。郑国武公掘突在虢郐疆域稳固根基，亦率大军拥护周平王。此时的掘突父亲即在周幽王的身边担任司徒，是周幽王身边的重要朝臣。这位郑桓公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物，当年面临周室衰微，即在虢郐之地新建国土，是为郑国发源，也是想为自己的子孙留下后路。
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跟周宣王是兄弟关系，也就是周幽王和周携王的叔伯，可以算是历经三朝的王室重要人物。在这三代君主期间，周王国发生很多动乱事件，厉王之乱，共伯执政，宣王东征西伐，俨然有中兴之势力。可惜宣王的战线拉得太长，犬戎、蛮楚都在周宣王战略意图中，这直接导致周宣王极度消耗国内力量，也就导致周幽王继位后，王国的军事作战能力已经衰败到非常不堪的地步。
又废申后，去太子也
按理来说，郑桓公常居周幽王身边，又是王族亲眷，最终在镐京之乱中，郑桓公死于犬戎之乱，可见其本身就是周幽王的忠臣，也才在大乱之时，仍然跟随在周幽王的身边，不愿投降犬戎。在这场动乱中，还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史记》载：“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当时之政局，郑桓公是支持周平王还是周携王，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郑桓公是支持周幽王的朝臣派系的主要人物，那么如果申国勾结犬戎攻打镐京，在其心中就是绝对的叛臣行径，作为申伯外甥的周平王，显然可能不会得到其支持。
郑桓公最终死于战乱之中，因此即将开启的春秋乱世，已经不可能出现他的身影，对于这场究竟支持平王还是携王的动乱，郑桓公都无从参与，只能是其儿子郑武公掘突参加。显而易见的是，郑武公掘突背离了其父亲，也背离了所谓周礼，支持的是跟镐京之乱有着直接原因的周平王。郑桓公之死的深层原因并未触及掘突的怨念，周平王因申伯之乱，地位较为尴尬，史书中所说的是“尽取周赂而去”，犬戎除了烧杀抢掠，可能还接受了镐京中残存的贵族势力的贿赂，也才撤离镐京。那么，这些贵族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何没有被犬戎所诛杀，有没有可能他们本身与申伯同属王后势力，因褒姒与王后的后宫之争，导致这些贵族丧失话语权，他们本身与申伯的关系，应该是属于形而上的同盟关系，而非郑桓公派系。但申伯联合犬戎，这是犯了大忌，当时数国诸侯包围镐京城，王城内的贵族们以贿赂的方式驱离犬戎部族，也可能将申伯驱离王城，虽然申伯希望扶持周平王继任天子，但其实力尚不足与这些新老贵族进行抗争，也就自然而然撤出镐京。
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镐京城内出现政治空白，如同当年周厉王因国人暴动而逃走，执政王国的最佳人选已经被摆上日程。周平王作为申伯外甥，镐京之乱本身就是由其储君争夺战而引发，虽说大家同属王后派系，但是都城中的天子都已经驾崩，任何派系斗争的意义都不复存在，这些贵族们自然要选择自认为更加稳妥的继任者，也是为自己的家族所筹谋。在周宣王时代兴盛的虢国家族，掌握着周王室的部分军队权力，也因此就在天子人选的选拔中成为最有力的话事者，并最终选择周幽王的小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周携王继任。
周王国自此呈现两个君主共存的格局，《系年》载：“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侯们对选择周平王还是周携王存在争议，干脆也就不再朝贡天子。史书有载：“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这个评价对周携王是相当不利，不过这些评论来自后世，尤其是被那些残存的胜利者所书写，这极有可能是周平王其后的思想宣传的结果，即是将周携王的功绩完全抹杀，并在诸侯列国纷纷宣讲，以致于后世对周携王的知晓率非常之低。
支持周携王的虢国，应属于西虢国，和郑国其实属敌人。史书载：“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当年郑桓公尚在之时，灭掉虢国的兄弟国家东虢国，这种行为直接导致西虢国与郑国成为仇敌，更是间接证明在朝中的派系相争，虢公与郑桓公本身就是敌人，如果虢公支持周携王，郑桓公如果不在了，郑国子弟当然支持周平王。
根据考古证据，尤其是战国楚简《系年》的出土，已经证明周携王当政期间，可能对数代天子的基本国策有重大改革，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结交犬戎部族，南通荆楚，为政较为宽裕慈仁，死后上谥号为惠王。而周携王的称号，可能并非是当时的称号，只是因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则，周平王借助晋文侯和郑武公之力，将周携王弑杀而后，正式迁徙都城，建立东周王国，便将周携王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抹杀，就是前面所说的思想洗脑。周携王为晋文侯所弑杀，其国内势力也自分化，同时被周平王和诸侯们所异化，成为边缘族群，发展渐渐没落，如虢国、虞国、中山国等国，皆非春秋战国一流国家。这都跟郑国武公的选择有所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如果上天能给再来一次的机会，魏朝一定会做几件事，一定不会做几件事。
先来说说谁是魏朝。
他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太监。他的老大，叫王安。明朝虽然阉祸甚烈，但数得出名号的好太监也不少。如嘉靖朝的李芳，喜欢进谏，甚至惹怒隆庆皇帝，被扔到了监狱;如黄锦，在嘉靖皇帝大叫别让海瑞那个家伙跑了的时候，一句话救了海瑞一命;又比如王承恩，陪着崇祯皇帝上吊，连清朝皇帝都感慨他的忠诚。
王安亦是如此，《明史》记载，他“为人刚直而疏”。《明史纪事本末》说，“安素刚正”。可见，他是个直肠子。魏朝作为他的得力手下，人以群分，应该也是那种比较纯朴、胸无城府的人。
好了，入正题。魏朝一辈子最不幸的事，就是遇上了魏忠贤。
魏忠贤跟街头恶少打牌，总是输，欠下很多债，被逼得没办法了，一不作，二不休，手起刀落，断了子孙根，去吃皇家饭。
很显然，在外头混过很多年的魏忠贤，比起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太监们，处事更加圆滑。他瞧准王安是管事太监，而魏朝又是王安左膀右壁，于是魏忠贤巴上了魏朝。
都姓魏啊，很亲切，魏朝“日誉忠贤”，天天说小魏的好话，讲他执行力很强、人品好。说得多了，王安“善视之”，对魏忠贤高一眼看待——这种事，再有机会，魏朝是不会做了。
魏朝既要侍奉皇太子，又要替王安办事，纵然三头六臂，也忙不完。于是冷落了自己的对食也就是“老婆”客氏。导致魏忠贤趁虚而入，一夫一妻变成了两夫一妻。客氏与魏忠贤臭味相投，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再有机会，他一定会用更高的效率做事，给老婆多一些关爱，免得她出轨。
给事中杨涟弹劾魏忠贤，“忠贤无措”，吓得要命。“泣求魏朝”，请他帮忙到王安那里说好话。魏朝义不容辞，最终让魏忠贤转危为安——若有机会，他再也不会做了。
如果早知道魏忠贤会在背后捅刀，会假传圣旨把自己发配凤阳——他一定不会跟他结为兄弟，一定会找个机会把魏忠贤做了。
早知道客氏嫌弃自己“儇薄”，不成熟，他一定会在嘴上粘几根胡子，以示自己可靠……
可惜，没机会了。
魏朝、王安先后死于魏忠贤之手——或者说，死于客氏之手。最毒妇人心，杀王安前，魏忠贤尚且有些不忍，是客氏激将他，终下毒手。
说到太监，起初觉得他们只是一群可怜人，不但做一辈子奴才，还要净身，做一个残缺的男人。
但后来看到：太监的权力原来有如此之大，他们不仅可以掌控宫闱，甚至还可以操纵国家政权，干出一些荒唐离谱的事儿来。难怪有无数的人前赴后继的去做太监，原来权力还可以让人疯狂到净身!
太监祸国的事情从秦朝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叫宦官)，历朝历代都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因为身体的缺失而要在其它方面找回点失去的尊严。
但有一类太监，他们没有净身，但是他们的手段一样的凶残，这到底是哪些人呢?他们为什么可以不净身呢?
1、嫪毐
嫪毐是因为吕不韦为了打发秦始皇的生母赵姬而安排进去的一个假太监，他出色的完成了吕不韦交给他的任务。
不过这个嫪毐也太大胆，他和赵姬私通的事儿，前期还遮遮掩掩，到后来，干脆就搬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光明正大的过起了二人世界，连秦始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过分的是：嫪毐还和赵姬有了孩子，这让秦始皇情何以堪?但就是拿他没办法。
这个嫪毐还不满足，他竟然还想发动政变，杀死秦始皇，立自己的儿子为秦王。只不过他不是秦始皇的对手，被秦始皇率先发难，给族灭了。嫪毐的危害不可谓不大，如果让他成功，秦朝就得变天。
2、刘克明
刘克明是唐朝的一个大太监。他因为养父大太监刘光的关系得以完整的入宫为太监。
入宫后，刘克明和太子李湛关系很好。李湛(唐敬宗)即位后，刘克明先后与董淑妃、王昭容等私通，其它不知名的就无法统计了。后来，刘克明担心有一天东窗事发，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将李湛送上了西天。
事后，刘克明假传遗诏，立绛王李悟为帝。但另一大太监王守澄又拥立定江王李昂 (唐文宗)，并率军攻进了皇宫，逼死了刘克明。
这些太监真是不简单啊!
3、魏忠贤
魏忠贤也不是真太监，至少不完全是。他因为博得了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的喜欢，而飞黄腾达。魏忠贤干的事儿大家都应该知道了。东西厂、锦衣卫，弄得明朝廷党政不断，祸国殃民，最后被崇祯皇帝除掉，但此时大明朝已经腐朽不堪，崇祯已无力回天。
在许多场合里，仍会特别注意到沉默的年轻人。
年长的缄默，可能是洞悉世事人情以后的豁达恬淡，
年少的缄默，很多时候只是禁锢着挣扎的灵魂，
强自抑制。人生不过是一步一步的前进。
“廷杖”是明朝皇帝惩罚官员的一种刑罚。方法便是用棍棒击打大臣的臀部。《明史·刑法志三》中有云：“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可见当时，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都属于“新生事物”。大明朝为什么搞出来几个“不衷古制”的刑罚和机构呢?其实，主要是原因，还是出自皇帝的朱元璋对于属下官员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原因的产生，其实很好理解。元朝末期，朝廷纲纪败坏，官吏贪渎腐朽，使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他朱元璋出生布衣家庭，对于贫穷苦难的现状有切肤之痛。朱元璋后来亲自撰写的大明皇陵碑其中有记述当时的状况：“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苹本为粮。予以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朱元璋的大哥死去，竟然连一块埋葬的坟地都找不到;故乡遇到大旱，蝗虫四起，老百姓无以为食，只能四处找野菜充饥。全家老小为填饱肚皮，四处乞讨。在如此惨烈的境遇下，他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统治者不恤民情，无视百姓的生死，相当痛恨。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建立大明政权后，这段艰辛的岁月使得他制定法律时，对于官吏清廉有异常严酷的要求。他曾经在《明太祖实录》中说道：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要严立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充分估计了重典治国作用，他的名言：”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所以，为了矫正元末纲纪废弛，官吏恣纵的积弊，便用酷刑严厉惩处官员。而廷杖的出现则主要目的就是补充律条的不足，用法外施刑的方法扩大皇权，让大臣不敢违反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中央作出的决策，使得整个朝廷令行禁止，贯彻始终。同时它也彻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使得整个政府，除皇帝外，尽受到皇权的约束。
“廷杖”惩罚的对象主要是“违逆”皇命的大臣。所以施刑地点的就在殿庭前。不过，在皇帝面前杖击大臣，以至于血肉横飞，显然有失体统，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建起紫禁城，“廷杖”行刑地点就位于现在故宫午门的御路东侧。午门下面有两处小房子，锦衣卫在此执勤，当被施刑者押到此处后，午门东西厢房以及禁门下站满了禁军校尉。“廷杖”就在严密森严的看管下实施。
“廷杖”的具体做法，按照《明史·刑法志》中记载为：“凡廷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逯赴午门。每入一门，门扉随合。至杖所，列校尉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司礼监宣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锦衣卫使坐右其下。俳而趋者数十人。须臾，缚囚至，左右厉声喝：‘阁棍!’则一人执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之三;喝令‘着实打!’或伺上意不恻，曰：‘用心打!’则囚无生理矣。五杖则易一人，喝如前。每喝则环列者群合之，喊声动地，闻着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则举布掷诸地，凡绝者十恒八九。”
这段文字将“廷杖”实施过程，细致的描写出来。从中可见，被施“廷杖”者，先扒去衣服，然后被十来人连续击打五十来次。击打过程中，每打五下，就要换人。目的使施刑者不至于力亏，受刑者能够得到最大的惩罚。而且，打完后，还要将受刑者用布兜起，然后竭力摔到地上，所以，直接导致“廷杖”后，十个受刑人，就有八九个被直接打死的结果。其中固然有些夸张，但是也道出了“廷杖”的残酷。不过，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关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法外开恩的描述。当施刑者揣测皇帝并不想严惩受刑者时，喊得号令截然不同，凡是喊“着实打”，则尚有体恤，如果喊“用心打”，则死期不远。朱元璋所谓“严立法禁”，不徇私情，其实具体实行过程，却挡不住施刑者曲意逢迎看人下菜碟的滥权。
“廷杖”其实原非死罪，只是带有羞辱性质的惩处。明成化之前，“廷杖”并不扒去衣服，到了正德以后惩罚刘瑾时正式开始去除衣服，以后杖死的情况时时发生。正德十四年，朝廷大臣因为反对明武宗朱厚照南巡，被皇帝施以“廷杖”的大臣多达一百四十六人，最后打死十五人。嘉靖三年，皇帝朱厚熜非要将他的生父追封为皇帝，朝廷很多官员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违反了皇家礼法，“群臣争大礼，聚哭左顺门”，朱厚熜看到臣子如此不懂“核心意识”，所以一怒之下，一次廷杖大臣达一百三十四人，杖死十七人。于是满朝官员立刻闭上了嘴巴。朱厚熜最后顺利的追封了自己早已死去的生父。
明朝中后期，宦官的权力日益坐大，其恣意妄为越来越不受控制。因此滥用“廷杖”更甚，太监往往假借皇帝，挟私报复，致使许多不当死的大臣当场击毙。太监在“监杖”时，掌握用刑的轻重。查嗣瑮撰《查浦辑闻》中记述廷杖时：“司礼监、锦衣卫使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轻重，非独察二人之言语、辩其颜色也，黠者每视其足，足如箕张，则囚可生，靴尖收敛，则囚无生理矣。”
“廷杖”的出现，虽然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也或多或少矫正了大臣们依仗地位与权势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行为，使得朝廷政策能够贯彻实行。但是带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导致的结果就是法外滥刑，“廷杖”本来不在大明律例之中，皇帝凭借自己的喜好，随便惩罚大臣，于法根本不合，严重的破坏的国家司法制度。其次，“廷杖”使得“拒谏之风”的盛行。大臣慑于皇帝的“廷杖”，即使对于国家某些政策产生歧见，也不敢轻易表达看法，使得本来就不受制约的皇权，更加放纵，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整个朝廷的腐败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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