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的发明者大太监蔡伦的功绩及人生悲剧
在汉朝东部,jingzhong一词出生于公元61年。但是,关于Cai Lun的出生年度存在一些争议。CaiLun出生于铁匠世界。在他的前几代人的家中,他在家里生活。周围的生活,冶炼,麻木和蚕。因此,当Cai Lun还很年轻时,他很有才华。 ...
在汉朝东部,jingzhong一词出生于公元61年。但是,关于Cai Lun的出生年度存在一些争议。CaiLun出生于铁匠世界。在他的前几代人的家中,他在家里生活。周围的生活,冶炼,麻木和蚕。因此,当Cai Lun还很年轻时,他很有才华。 ...
《隋唐英雄传》中的燕云十八骑由罗艺率领,和虎贲军一样骁勇善战,但是十分神秘,每人都带着面罩,可以说是一支精英部队,由有十八个人组成。历史上没有真正记载过燕云十八骑,只是在史书中偶有提到十八骑,电视剧传说都将这些人物神话了。
《隋唐英雄传》燕云十八骑
燕云十八骑是由靖边侯罗艺领导的骑兵部队,相传他们总共由十八个人组成,他们身着寒衣,腰佩弯刀,脸带面罩,头蒙黑巾,只露双眼,外身还披着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马靴配有匕首,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十八只,同时都配有清一色的圆月弯刀。
燕云十八骑一般都是在大漠活动,很少进入中原。神出鬼没,并且个个都带着面罩,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燕云十八骑每次出现时,都将给蛮族带来一次惨绝人寰的大杀戮。快如风,烈如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强弓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未尝一败。
突厥大举入侵罗艺统治的北部边疆杀掠,罗艺率燕云十八骑偷袭,将突厥打得大败。在突厥退兵途中,罗艺以燕云十八骑为先锋,数千骑兵跟进,再次大败突厥,罗艺一直深入草原追到突厥辽部的驻地,将突厥辽部几万男女老少全部杀死,一个不留,从此以后突厥视“燕云十八骑”为魔鬼,罗艺因此身名大震。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司马懿,首先他是个奸臣。
前不久热播的《军事联盟》和《虎啸龙吟》在一定程度上对司马懿进行了美化。"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大军师司马懿》剧照
如何认定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奸臣,我以为,权大而盗即为奸。也就是说在权力膨胀的前提下,一个人想着盗窃更大的权力,这里的盗窃也就是篡权。
陈娇评价司马懿: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也就是说作为朝廷的栋梁和主心骨司马懿是毋庸置疑的,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公元251年八月,这一年司马懿73岁,一代枭雄司马懿总算要走向了生命的结尾。据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叫到床前对他们提到"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善理国政,辅帝平神州,慎之!慎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司马懿到死时才真正显示出自己一丝的忠心吧。
提起多尔衮,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气甚至比皇太极还要大,多尔衮确实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正是在多尔衮的力主下,清朝才入关占领整个中原地区,可以说在清军入关这件事情,多尔衮是有绝对的功劳的,如果没有多尔衮可能清朝入关没那么顺利。
除此之外,多尔衮年轻的时候降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在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登基这件事情上多尔衮也有拥立之功,那么问题来了,多尔衮那么厉害,努尔哈赤也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立多尔衮为太子呢?
1、渔猎民族立国,崇尚的是实力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好多部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都属于明朝奴儿干都司管辖,到了努尔哈赤发布了七大恨,凭借十三副铠甲起兵,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
请注意,这里努尔哈赤是称汗,这个跟之前的匈奴、突厥还有蒙古都是一样的传统,这个大汗虽说跟中原皇帝类似,但实际上仍然是谁的实力强大谁就是老大。
大汗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或者是谁有实力谁来当这个大汗,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年后,努尔哈赤正式称皇帝,大汗可以推举,皇帝可是家天下。
但毕竟从努尔哈赤开始称帝,女真人还是很崇拜有实力的人,很明显,当时的皇太极比多尔衮有实力。
2、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太子
努尔哈赤有个长子叫褚英,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凭借多年战功,一度是早期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
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努尔哈赤发现了这一点,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
随后努尔哈赤立代善为太子,代善虽然在后金的建立过程中有汗马功劳,但是却因为区别对待前妻儿子遭到努尔哈赤的训斥,并以此为理由废黜了代善,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就没有立太子。
皇太极虽然是第八子,但凭借政治才能和军功逐渐获得了努尔哈赤的信任,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皇太极被拥立为皇帝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平衡。
3、年龄也是最大的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深受努尔哈赤喜欢,所以努尔哈赤在废黜代善以后,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此时的多尔衮才八岁,虽然拥有显赫的地位,显然并不能让八岁的多尔衮拥有实权。
当皇太极1626年即位,此时的多尔衮才15岁,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当时后金那么多部落,实力人物较多,关系错综复杂,15岁的多尔衮是无法压住局面的。多尔衮也是后来才崭露头角的,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孩子。
如果多尔衮比皇太极大,说不定多尔衮就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了,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刘炟生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生母是贾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二月十九日,刘炟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岁。刘炟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很受父亲汉明帝的器重。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尊嫡母皇后马氏(明德皇后)为皇太后。同年八月十六日,葬汉明帝于显节陵。十月初二日,大赦天下。
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刘炟在章德前殿去世,时年三十一岁,谥号孝章皇帝,庙号肃宗。遗诏不起寝庙,一概依照安葬汉明帝的制度。同年三月十八日,刘炟被安葬于敬陵(今河南洛阳东南)。
政宽刑疏:史称,刘炟忠厚仁义,笃于亲系,其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譬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刘炟废除这项制度。但是,刘炟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从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却把这些负担都转嫁到百姓头上。可见,刘炟之宽疏,并非完全建立在制度原则之上。
刘炟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也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灾祥谶纬之学上。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刘炟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百姓;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刘炟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禁除酷刑:刘炟在位期间,行宽厚之政,废除了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亲属皆受牵连的法令,改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批准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
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提倡儒学:建初八年(公元83年),选高材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继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维护丝路: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诸部归服,中央政府在该地建立都护府。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刘炟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汉章帝刘炟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刘炟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刘炟是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刘炟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在西域生活多年,他有些依依不舍,西域人民也爱戴和尊敬他。听说班超要回国,疏勒国人民惊惶不安,因为班超对付匈奴有办法,班超一走,又要永无宁日了。疏勒都尉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尔归!”说罢,即引刀自刎。
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只好拨转东行。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坐骑的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刘炟,请求他留屯西域。刘炟同意了班超的请求。
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大汉。建初六年(公元81年),班超在疏勒上书汉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刘炟支持了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
斯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刘炟大喜,立即命令他为假司马,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为强大,班超又请求汉章帝刘炟遣使慰问乌孙国王,刘炟同意派遣使臣前往乌孙。
乌孙国王非常高兴。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乌孙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刘炟觉得非常称意。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以后的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道路。
刘炟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此时,思想活跃,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刘炟还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光武帝之施政方针,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
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而且刘炟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总之,刘炟仍然是东汉早期数得着的一代明君。
刘邦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国皇帝,都实行分封制,封王。在封王的问题上,刘邦大封功臣为异姓王,而朱元璋却做得很绝。
当年,因为异姓王的问题,刘邦吃了不少苦头;而今,朱元璋汲取刘邦的教训,异姓王一个也不封,尽管他们功勋卓著。朱元璋时代,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等,皆为追封。
朱元璋定下的这条规矩,后世严格执行,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二百七十余年间,朱氏宗室可以封亲王、封郡王,外人没此资格。
当然,凡事没有百分百的绝对,朱棣时代就有一个特例。不过,此人不是汉人,不是靖难功臣,而是一个投降明廷的蒙古人——也先土干。
也先土干,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太保、恒阳王也先不花的六世孙。也先土干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时,元朝已经覆亡,进入北元时期。自称大元朝太师的阿鲁台,是北元头号权臣,对外与明朝屡和屡战,成为朱棣的头号大患;对内党同伐异,一手遮天,不少官员叛逃。也先土干就是一位叛逃者。
也先土干“素桀黠,为阿鲁台所忌”(《明史·金忠传》),留在北元只能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几为害者屡矣,危不自保”(《明太宗实录》)。迫不得已,也先土干只能南下,带着全家及部属投降明帝朱棣。
《明史·金忠传》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北征,在抵达上庄堡,金忠率妻子部属来降。明成祖赐其姓名,封忠勇王”。《明史·成祖本纪》载,二十一年“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可知,也先土干投降后被赐名金忠,封忠勇王。
由也先土干而金忠,也先土干臣服于朱棣,且有了汉姓、汉名,已然经大明帝国的子民。自明朝建国以来,金忠(也先土干)是第一个异姓王。
金忠虽投降明廷,但寸功未立,何以封王?笔者认为,其一,金忠此前是蒙古(鞑靼)王子,而今封王,似当匹配;其二,“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明史·金忠传》)。朱棣御驾亲征,劳师动众,却一无所获,未免懊丧忧烦。金忠来降,如雪中送炭,朱棣能不高兴吗?
忠勇,非地名,非城名,是一个誉词。虽然封王,但金忠这个王既非亲王,也非郡王,而是一个虚王,一个没有封国、没有地盘的名誉之王。所以,金忠这个忠勇王地位不高,位列公侯之下,“赐冠带织金袭衣,命坐列侯下”(《明史·金忠传》),“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明太宗实录》)。
既保住性命,又受到礼遇,金忠感动地热泪盈眶,“大明皇帝,真吾主也”。收服了金忠,朱棣终于可以对全国臣民有个交代了,于是宣布胜利班师,一路上大张旗鼓。金忠哪见过此等场面,“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回京后,金忠又得到奖赏,“赐忠勇王金忠诰劵、金印、朝服……”(《明太宗实录》)。
因对阿鲁台有切齿只恨,金忠多数请求充当先锋,攻打阿鲁台。挨不住金忠再三请求,朱棣于次年再次御驾北征,不但一无所获,反而亡命于半途。
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即位,继续优待金忠,加太子太保,给两份俸禄。仁宗死后,宣宗即位,金忠仍旧受到器重,被称赞是西汉匈奴降臣金日磾似的人物。
西汉的异姓王,能得好死的寥寥无几,而金忠却得以善终。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金忠去世,“其卒也,上甚悼惜,赐赙祭命有司治丧葬加厚焉”,并褒评其“忠勇悍善战,晓道理”(《明宣宗实录》),哀荣不错。金忠之后,大明帝国再无异姓王。南明小政权时,时局混乱,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异姓王,如延平王郑成功、平辽王孙可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