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台儿庄也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然而,这场战役取得胜利,却离不开一个人。
多年后,李宗仁才向世人披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分不开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那这个夏文运是谁?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七顶山人,1905年12月出生。1925年,夏文运以前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到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他又考入了京都帝大文学部硕士研究生。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奉天(现沈阳)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再次返回日本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大文学硕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北,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之际,经人介绍进入了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不久,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并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关系密切。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1935年6月,夏文运作为日方翻译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
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私邸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顿时泪飞如雨。
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
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作亡国奴。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意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并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华,利用和知鹰二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
于是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支那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支那。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提供的。
1938年1月18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了淮南重镇明光,与中国守军隔河对峙,形势严峻。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接到夏文运密报:坂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
李宗仁据此料定,坂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炳勋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
李宗仁本应派兵增援,又担心北线日军南下而腹背受敌。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夏文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
李宗仁转忧为喜,立即命令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又把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北线调到淮河前线;2月11日,日军窜到淮河北岸时,五十一军、五十九军将士一起上阵,打得敌军人仰马翻。
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被赶回淮南。此役使日军后退90余里,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1970年11月15日,夏文运因脑溢血瞌然去世,葬于东京上野林光院。夏文运已逝世三十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他的英名已载入《大连人物志》,其故居也被有关部门列入修复规划。
凡是为民族独立和祖国的统一做过贡献的人,祖国都不会忘记,人民都不会忘记,让我们先革命先烈致敬,为中华民族出生入死的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