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失败原因是什么?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一个集团的人共同努力,尤其是在这个集团的领导决策层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领袖人物,不必每一项的才能都比其他人强,而只在于他能够知人善任即可。这就是汉初刘邦用三杰夺取天下的道理。但是,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私有制,等级森严,能像刘邦这样放手任用人才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表现为,我的官比你大,我的能力就比你强,智慧就比你高。因此,你就不应该超过我,假如你看问题比我准,对事物的判断比我准确,那就是你的罪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演绎了这样的逻辑。他把这种领导就比部下高明的逻辑演绎到了极致,假如部下比他还高明,轻一点的怀疑你有异心,重一点的就得去死。
官渡之战前,袁绍已经拥有冀州等北方四州,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军队有十万之众,文臣武将更是人才济济。比如说那个武将张郃,以后成为抵御蜀汉军队的主力战将,赫赫有名,但在袁绍手下根本就不算回事儿。还有这谋臣,属于当时杰出人才范围的响当当的人物就有好几个,而这些人不管谁的一条建议如果被采纳,袁绍都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至少不可能那样快就失败。但这个人叫袁绍,他的逻辑是,只有他才是最高明的,部下不应该也不允许比领导高明。
官渡之战前,袁绍在各方面都对曹操占有绝对的优势。曹操手里除了有一个汉献帝,其他方面都没法和袁绍比。但是,曹操有了这个汉献帝,他就可以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本来,袁绍是可以先于曹操迎取天子的,因为在开始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中,袁绍的势力最大,威望也最高,可是,袁绍却看不到汉家天子所具有的政治优势,拱手将这个大便宜让给了曹操。
《三国志》的记载是,汉献帝到了黄河以东,袁绍派郭图到天子那里出使,郭图回来后劝说袁绍,迎接皇帝在邺城建立都城,袁绍不同意。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谋士沮授对袁绍说:现在我们的地域大致已经确定了,现在应该迎取天子,在邺城建立都城,这样您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又有谁可以抵御!袁绍很高兴,准备听从沮授。可是,另一个谋士郭图却说,汉室已经衰落时间很久很久了,现在想让它兴旺起来,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吗?现在的英雄豪杰拥有州郡,一有行动就是上万的军队,正所谓是“秦失其鹿,先得到者就可以为王”。如果现在把天子迎接到自己身边,凡事都要上奏请示,如果依从,那么权力就会被削弱,不依从,就是不遵守皇命,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沮授说,目前迎接天子,是一个大义大智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早一点动手,必然会有人赶在前面。可以说是机会不能失去,只有快速行动才能成功,愿将军您早一点行动。可是袁绍不能用。
不管哪一个说法准确,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部下劝袁绍迎接天子,建都邺城,袁绍没有采纳。对于后一种情况,双方各说各的,看似都有道理,关键看你这个“主公”是如何认定的,而袁绍恰恰认定为不能接纳这个皇帝。而曹操和部下讨论迎接天子一事,同样也是意见不统一,但荀彧、程昱劝说曹操应该迎接天子,曹操马上行动,等到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自己手中,袁绍马上就后悔了。
如此看来,劝袁绍迎取天子的人是非常有眼光的。
建安四年(公元199),袁绍打败了公孙瓒,拥有了北方四个州,准备向南进攻许县。沮授谏阻说:我军连年征战,百姓已经很穷苦了,仓库里没有积蓄,人民的负担重,这是我们很大的忧患。我们应当派遣使节去向天子报捷,发展农业,让老百姓休养。如果曹操阻拦,我们就说他阻隔王路。有了这个理由,我们就进军黎阳,逐步经营黄河以南地区。我们在这儿做着战争的准备,派出少量的精兵骚扰曹操的边境地区,使他不得安宁,这样用不了三年,我们就可以取得成功。袁绍另外的谋士郭图等人表示反对,说袁绍打败曹操,就像是翻个手一样容易,现在不去夺取许县,以后就更不容易了。沮授说:现在曹操已经拥立了天子在许县,现在去攻打,正义不在我们一边。况且曹操善于用兵,不是像公孙瓒一样等着你去攻打。现在我们不用最稳妥的方法,而去兴不义之兵,我内心里为您感到害怕。郭图又举出武王伐纣的例子,说征伐曹操就是兴义兵,袁绍就舍弃了沮授的计划,听从了郭图等人的意见攻打许县。
其实,这两人的说法并不难分辨优劣,郭图等人的话只不过是几句口号,空洞无物,凭这样的计谋怎么能够打仗?谁家打仗能够像翻个手一样就能取胜?但是,郭图等人又进谗言说,沮授的权力太大了,如果让他这样继续下去,恐怕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了。这话袁绍听进去了,马上把监军一职废除,设立为三都督,使沮授、郭图、淳于琼各掌管一军。实际上,军队权力的高度集中便于军令的统一,指挥的高效,都是战斗力的体现,而袁绍却自己分权,降低效率,实在是做了一件蠢事。要说他做这件蠢事的目的,可能是要他们相互制约,他便于居中控制吧?可这种自以为是的高明削弱的是自己的力量。
袭扰敌人,让曹操东西不能相顾,使他疲劳困顿,差不多和沮授一样的话田丰也说过。本来,田丰是袁绍厚礼聘出来做官的,正是用了这个人的计策,袁绍打败了公孙瓒。袁绍要攻打许都,田丰再次劝他:“现如今放弃在庙堂之上就能取胜的计策不用,非要把胜负押在一次战役上,如果不能如愿取胜,恐怕后悔就来不及了。”袁绍没有听从,田丰就诚恳地再次建议,袁绍更加生气,认为他破坏了军队士气,就把田丰关押了起来。其结局果然是被田丰言中,袁绍官渡失败。败逃回去的军将都认为,如果听从田丰的话,恐怕不会有如此之败。
田丰的话应验了,证明以前他的主张是正确的,袁绍应该对田丰这个人重视才对。尤其是,袁绍的第一谋士沮授被曹操俘虏,不投降被杀,田丰应该受重用了吧?可事情的结果恰恰相反,田丰被杀!而被杀的原因竟然是袁绍觉得没有脸见田丰,因为以前田丰说的话是正确的,害怕田丰耻笑他!
这就是袁绍的逻辑:下属就不能比领导高明。假如你比领导高明,轻则分你的权降你的职,重则杀你的头。难怪具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会败给曹操。
郭图在背后诋毁沮授时说:“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大概这句话袁绍听进去了。只不过,恐怕他的理解是,这个“不同”是不能比肩,就是臣子不能超过主公,超过了这个国家就要灭亡。实际上,这个“不同”指的是不应该是一种类型。比如说汉初三杰,刘邦自己就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保证粮食供应,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但是,这三个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才,他们和刘邦也不是一个类型的人,这就是不同。再比如说曹操,文武全才,但若论搏杀能力肯定赶不上许诸,谋划能力也不一定能赶上荀彧、郭嘉,但曹操不需要和这些人比武比智,只要用他们的所长就行。可惜袁绍不懂得这个道理。
有一个水桶理论,说水桶能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很不幸,作为集团的最高统帅,袁绍自以为高明,却成了最短的那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