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资治:填平“管仲陷阱” 处理好“秦始皇问题”

夜读史书,想起两位前辈。怀古生远思,“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一位是我的本家先人管仲。管仲被誉为“中华第一相”,孔子对管仲推崇备至。《论语》有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宏观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经济发展、产业战略、货币调控、对外贸易等领域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其中也不乏为后世所诟病者,“利出一孔”即是一例。

“利出一孔”,在管仲看来,即以国家权力控制获利渠道,分配社会财富,实现富国强兵。《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利出一孔”的思想被后世法家所继承,商鞅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即是“利出一孔”。历代专制王朝统治者亦奉“利出一孔”的思想为圭臬,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必然专制独裁。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讲,“利出一孔”就是一套国家垄断、政府管制、与民争利的制度安排,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管仲陷阱”。

“利出一孔”,贻害无穷;“管仲陷阱”,十分危险。如果说管仲时代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奉行“利出一孔”还可以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不但不能奉行,而且要打破。填平“管仲陷阱”,打破“利出一孔”的关键在于约束政府权力,放松经济管制。李克强的几次讲话,似乎透露出放松管制的端倪。“换手论”或放松管制,或可视为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政府职能转型,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不在于政府做什么,而恰恰在于政府不做什么。政府应该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要交给市场,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宏观管理。约束政府权力,削减政府支出,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不仅需要政府的自我克制,亦需要体制上的保障。政府职能转型短期内会有痛苦,会有代价,但这种痛苦和代价是值得的。

另一位是被毛泽东评价为“百代多行秦政法”的秦始皇。始皇帝居功至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皇帝制度,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时代。

然而秦朝维持统治不过十余年,二世而亡,后世史家多有评说,无不扼腕。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淮南子》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嬴姓赵氏);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秦始皇算不上暴君,好像也没有干多少坏事。所谓严刑峻法似乎也很难成为秦朝灭亡的理由,遑论道德论者了。

在我看来,秦朝二世而亡与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公共开支和国防开支太大有关。秦朝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的被视为丰功伟绩,例如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但大部分被视为暴政,例如修筑以长城为代表的国防工程,修建以阿房宫为代表的政府楼堂管所。对外用兵,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影响深远,但也耗费民脂民膏。由于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用兵,以至于民力无法支撑,经济无法持续,政权最后覆灭。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秦始皇问题”。

在这一点上,隋朝的二世而亡与秦朝颇有相似之处,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与秦朝大修驰道(高速公路)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内,修路架桥盖房子;对外,打仗扬威守边疆。这就是为什么新的王朝之初往往强调“休养生息”的道理。由是观之,秦始皇不仅仅是“略输文采”了。他的丞相是李斯,乃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强于国家管制,弱于经济管理。秦始皇本人则太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以至于劳民伤财,政权灰飞烟灭。

秦始皇时代没有现代金融工具支撑,他不能通过发行国债或资产证券化来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但是,即便有现代金融工具支撑,短时间内大量举债,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可能发生债务危机或社会动荡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出现过类似情况,大搞建设,经济过热,银行系统首当其冲,债务链条断裂。建设要搞,债务要扩张,但是必须要有可持续性。在当下的中国,遏制债务过度扩张的趋势,加强监管,开正道,赌歪门,还是非常必要的。

无论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还是国际的横向来看,今天的中国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未来十年,对中国十分关键,所谓成败在此十年。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公正是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增强改革动力,发挥内需潜力,激发创新活力,是高层所想,亦是民间所望。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对于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来讲,填平“管仲陷阱”,处理好“秦始皇问题”,不仅对当下的中国有利,亦将有利于后世。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若能以史资治,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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