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不久前宣布，在他的新自传《剥洋葱》中，他讲述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
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铁皮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他也是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凡德国的公共议题，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德国的良心”。在这样的背景下，79岁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
在此之前，1998年，格拉斯曾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呼吁放弃修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理由是“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这些事件，现在都和他的“历史问题”挂钩。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因新书《剥洋葱》已在8月出版，更有人攻击他在为新书做广告。
而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也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另一位与纳粹息息相关的人物的记忆。这个人就是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
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
希特勒一开始就深入了我的内心
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比格拉斯大几岁。1942年，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为其做口述打字，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
在担任希特勒秘书期间，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新婚不久汉斯应征上前线，14个月后，在法国的一次袭击中身亡。从1950年开始的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特劳德独自住在慕尼黑一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2001年4月，81岁的她接受了傅劳·琼格的采访，这次采访之后被制成影片《盲点》(Blind Spot:Hitler’s Secretary)。
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就是采访，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老人在开口之前，显得欲言又止，突然，像是终于下了决心。
“这一切，”她开口说，“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
“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和思索。画面外传来记者的提问：“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她拿起一支烟，举到半空，却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镜头，开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他使得他们相信，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她承认，“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深入了我的内心。”
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他(外公)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
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她“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很自责，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 ”
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
后来，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保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虽然特劳德当时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份工作，“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通过测试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问，“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我从没听他说过爱这个词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 但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
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会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还有那种在私人生活中谦恭的态度。”
在特劳德能接触到的生活细节中，希特勒表现出的不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诉她自己的许多个人习惯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钥匙很重，伊娃总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劳德眼中，希特勒是个爱干净、注重修饰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会洗手。
特劳德说，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对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专业驯狗师训练过的，会各种花样，会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对她说，‘唱好听点，布朗迪会像扎拉·伦德那样唱。’她就会唱出不同调子，唱出八个音阶来。”
《盲点》还录制了一些特劳德在重看采访之后的说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细节之后，特劳德说：“我现在重看我讲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对他(希特勒)的那些个性、他的整个仪态表现的观察感受，又觉得是不重要的了。因为那整个事件的结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当时对我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来，我大概不应该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细。”镜头里，老年的特劳德紧张不安地，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
“他好像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追求一个罪恶目标。对他来说，那是一些理想、一些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后来才明白这些的。在内部的小圈子里，我被屏蔽在一个妄自尊大的计划和野蛮的衡量标准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后来当我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到震惊之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是处在信息的源头，可其实，我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
采访者小心地问：“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有人对你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特劳德竭力回忆，却摇着头。“‘犹太人’这个词在每天的讲话中从来不用。事实上，希特勒只有几次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犹太主义’，‘犹太人’。”
在另一次采访中，特劳德回忆起和犹太人话题有关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记得的，这个话题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个晚上，Frau von Schirach来作客的时候。她和希特勒关系一直很好，聊天时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对他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很可怕地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走，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气，对她说，‘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这是令人讨厌的过分脆弱。’他真的发怒，说完就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Frau von Schirach也没有再被请到Berghof来作过客。当时我不在场，我想是我丈夫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在那里。”
今天回想起来，特劳德发现，“希特勒从不以人的标准来想问题，人性对他从来不是重要的。虽然他常常讲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国开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组织，可是‘个人幸福’对他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事实上，我从没有听到他说过爱这个词。”
希特勒的最后时刻
特劳德亲身经历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历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处，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后来知道是司令部发生了爆炸。她和同事们当时有许多疯狂念头，“不知道元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办，谁来领导我们?”
最后她们被告知，希特勒没事，他正在自己的住处。
“假如愿意，我们可以去看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头发全部都竖起来，“他爆发出大笑：我活下来了!这说明我是命运注定被挑选来完成使命的!”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但“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对“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的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惟一出路。可是，这一事件本身，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也使得她开始思考，“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不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她提前离开，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会议。他先走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对她们说：“全完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我们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双手握住他说，我的元首，你必须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劳德说，她当时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
然后希特勒说，“我会开枪自杀。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有同样勇气。”说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脸有红有白，像死人一样。”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们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毒药，却怀着求生本能，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将是一回事情。特劳德回忆说，她们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讨论“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杀前，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当希特勒说，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特劳德激动地想，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了!可是她听到的，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也许，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紧接着，希特勒和伊娃自杀。他们死后，特劳德没有去看。她“静静地坐着，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如此不负责任，就这样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叙述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她紧张，激动，全神贯注，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呻吟一般：“让我休息一下。”
第三帝国崩溃 我开始宽恕自己了
第三帝国崩溃的最后关头，特劳德决定离开。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后在一个美国译员帮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国人关押审查3个星期后，她被释放，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1947年，她被“去纳粹化”，也被赦免处罚，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
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战后很长时期里，德国似乎“没人对过去感兴趣，公共场合不讨论，也没有出书。在政治层面也没有，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我听到关于SS的状况，看到《安妮日记》。”那些幸存者，他们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给我强烈印象的是，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突然，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别是美国人。”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但特劳德一开始没有看出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个人罪行’。”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实“是一个罪犯”。
“后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当时是‘应该’看出来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13岁，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说，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
“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弗朗兹·约瑟夫大街的索菲·肖尔纪念碑，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个年代，找出真相，也许是可能的。年轻不是借口。”
五十多年后，特劳德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内心承负着压力，“我活得越久，年纪越大，越感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
影片告诉我们，“战后，特劳德在《Quite》杂志担任秘书，她在导演G.W.帕普斯特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Der Letzte Akt》里担任过顾问，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当过科学记者。由于抑郁症，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
2002年2月10日，《盲点》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那一天，特劳德在慕尼黑医院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点》的采访人有过一次电话交谈。她说：“我想，我开始宽恕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