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九月初五(1860年10月18日),英国军人纵火焚烧圆明园。此刻,大清帝国的咸丰皇帝早已不在北京城,他已较为安全地逃往塞外的热河行宫。热河(承德)虽可苟安,但帝国南方有太平军,北方有洋鬼子,章由烂摊子一大片。更为严重的是,咸丰离驾崩已然不足一年,他首先要考虑的是皇位继承的问题。
咸丰只有一个儿子载淳,本不存在权力交接的隐患,但载淳有一个强势的妈——慈禧。在驾崩之前,该如何处置懿贵妃(慈禧),成为咸丰的当务之急。逃到热河之后,咸丰羸弱的体质愈发吃不消,而懿贵妃趁机参与朝政的野心,也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鉴于历朝历代后宫干政的危害性,清代皇帝对后妃涉政非常敏感,咸丰也不例外。但他身体不济,只能既让慈禧去批阅一些奏章,又时刻防范她过多的参政议政。可是,咸丰的健康每况愈下,懿贵妃却不加收敛,处处出头,指点江山,使得咸丰欲废之而后快。
据当时官员潘祖荫的笔记所载,在承德,咸丰曾对心腹宠臣肃顺说,他马上会效仿“钩弋故事”。钩弋是一个女人,乃汉武帝晚年的妃子,被封为“钩弋夫人”。她为汉武帝生下太子刘弗陵。汉武帝死之前,刘弗陵才七八岁,而钩弋夫人正当青春。为了防止太后与外戚专权的局面出现,汉武帝果断地赐死钩弋夫人,永绝后患。
显然,近两千年前的钩弋夫人,此刻便是懿贵妃。《清稗类钞》也清楚地写到咸丰要主动效法汉武帝,除掉懿贵妃。但是,后来民国时期的文人黄秋岳在其笔记体史料汇编中却说,有一次,懿贵妃不按圣旨办事,独断专行,咸丰很生气,便偷偷地向肃顺诉苦。肃顺很直接地建议咸丰,“请用钩弋故事”。后来,李翰祥大导演的《垂帘听政》,也用了这个“段子”。
不管效法钩弋故事是咸丰主动提出来的,还是肃顺的首倡,已成历史之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呆在承德的最后时光,总是在心里琢磨,要不要杀懿贵妃。
对于肃顺来讲,他当然乐见懿贵妃做第二个钩弋。肃顺与懿贵妃势不两立,早已公开化。懿贵妃作为皇帝独子的生母,虽强势,但因清朝“后宫不得干政”的严格祖制,她亦不敢过早、过多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懿贵妃深谙“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厚黑学。
而肃顺就不同,他官居协办大学士之位,虽是“协办”,但因咸丰对其无比信任,使其比“大学士”的权力都大,是咸丰朝后期帝国实际上的宰相。肃顺是爱新觉罗的宗室贵族,其兄端华为世袭的铁帽子王。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肃顺脾气暴躁,很少给人好脸色看。而且,他作为宗室后人,却非常讨厌满族人,喜欢有才干的汉族官员,其门下网罗了大量汉族士人,堪为清代的孟尝君。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正因有他的提携与眷顾,才能施展拳脚,与太平军厮杀鏖战。
肃顺还是一位改革家,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大都针对满族人。他革的是满族特权阶层的“命”,势必会得罪一大批满族官员与贵族。可是,因有咸丰的器重,他无所畏忌,连咸丰的六弟恭亲王奕,他都不放在眼里。当年的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因出身于满人中层官员家庭,他也等闲视之。肃顺几乎成为满人的全民公敌。
咸丰不忍心杀慈禧,除了他本身儒弱的性格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第一,醇亲王夫妻以身家性命做担保,求咸丰免慈禧一死。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的七弟,其大福晋乃慈禧的胞妹。有了这多层关系,奕譞夫妻当然力保慈禧。慈禧也报之以李,后来的光绪与溥仪两位皇帝,皆为奕譞之后。
第二,恭亲王奕看来,咸丰即便不传位于自己的幼子,也应该是他“鬼子六”,而轮不到其他人。
还有一个无可奈何之处,即咸丰早年丧母,对于失去母爱有着切肤之痛,他不忍心让自己的继承人也幼小无依。正所谓“父”所不欲,勿施于“子”。这是咸丰童年的心病,也是他一辈子的隐痛,他不愿意如此残忍地去主动造成这种悲剧。
咸丰的童年遭遇,却成就了慈禧,让她逃过这一大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咸丰带着巨大的犹豫与遗憾,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慈禧便接手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