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有的记载上说咸丰皇帝的这两份遗嘱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仅次于肃顺。咸丰皇帝临终之际口宣末命，其实只说到令八大臣“尽心辅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写”的时候擅自加了“赞襄一切政务”六字，以为日后揽权提供法理依据。
这个说法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首先，“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的利害关系太大了，等于将八大臣的权力无限扩大。这样一来，一旦八大臣里面真的有人心怀不轨，局面就必然发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咸丰皇帝就算对肃顺等人再信任十倍，从一个帝王的基本常识上来讲，也不可能说出这几个字。
其次，事实上咸丰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别授予皇后“御赏”印章一枚、皇长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丰皇帝的书房名“同道堂”)，以作为行使君权最终有效的凭证，其意当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时载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贵妃替他“保管”)，可见他对八大臣并非完全的放心。
再次，当时的情形是皇帝时昏时醒，神明虽然未衰，毕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发现杜翰“承写”的遗诏与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仓促之间恐怕也没有精力去纠责了，以致于让杜翰看准了这点而钻了个不小的空子。
不过，平心而论，无论这六个字是不是出于咸丰皇帝的本意，总之是经过他最后批准认可了的，应该都是有效的，强行算作“矫诏”，实在也有些说不过去。
第三，咸丰皇帝托付后事之时，除了八大臣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作证。首先，我同意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相信这份“顾命”的名单是咸丰皇帝此前就曾经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至少是和肃顺研究过很多次才最后敲定的。里面没有恭亲王等皇室近支亲贵，本身就很不合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皇帝对恭王的不信任，这与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关。其次是肃顺等人抓住了皇帝的这个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
当时“随扈”在避暑山庄的近支亲贵还有道光皇帝的亲兄弟，咸丰皇帝的胞叔，人称“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说这些人纵然不在顾命之列，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这么重要的时刻也应该在场。
但反过来分析，若这些人在场，则一旦发现顾命大臣的名单里没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无用不能提出什么异议，那么绵愉以皇帝亲叔父而齿德俱尊的身份，也必然会站出来“主持公道”。但是这在皇帝和八大臣来讲，都是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人排除在召见之外，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恭王进入顾命辅政大臣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