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粗暴改革竟酿成了以后多起悲剧吗-历史解密-历史故事

　　改革是一项利益调整，必然要触及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引起反弹。改革当然不能因此知难而退，但事先进行充分的沙盘推演，考虑成本、收益，考虑正、副作用，尽量做好预案，以减少成本、提高收益，则应该是“顶层设计”或者任何其他“设计”的基本前提。

　　然而，戊戌变法中的“改革”，在这方面不仅相当粗糙，而且相当粗暴。细节决定成败，正是在这些细节上的失误，成为这场“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

　　一个例子是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就事论事，这当然是好事，能够把中国精英分子的精力，从无病呻吟中解放出来，投放到对现实的更大关注上。对八股弊端的批判，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并非起自戊戌“改革”者们，因此，“是否要改”已非问题，难点在于“如何改”，尤其是如何过渡—从工具的角度看，毕竟八股是延续千年、相对最为公平的“公务员”考试方式，关系到政局、更关系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切身利益。

　　在康有为与光绪皇帝有关此事的对话中，康有为认为：“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他建议光绪皇帝绕开行政体系，直接下令废止。如此建议，当然遭到了朝臣反对，军机大臣刚毅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后世的斗争史学，将这当作“顽固派”试图阻挠“改革”的证据。最后，朝臣们拗不过皇帝，退而求其次，要求至少要征得太后的同意，遂于1898年6月23日下诏，改八股为策论，但将改革期限放宽到3年。如此一来，双方都不满意，康有为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舆论造势，逼迫高层立即推行这一改革，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无谓的党争，最终也并非通过“速改”的方案，却既造成执行层的官员对“改革”的怀疑、也造成更多读书人对“改革”的敌视。梁启超后来在批注相关史料时，也反思说：“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干部人事调整上。

　　1898年8月30日，中央宣布裁撤多个部门。从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效率方面，这样的裁撤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么大范围的裁员，事先并未做好、甚至根本没考虑过安置分流计划。“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圃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与新政诸臣不两立之势”，“改革”者们“如投身于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此评论说：

　　“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被看成是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的“改革”到处无谓树敌，失去了本该依靠、利用的力量。

　　围园杀后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试图发动政变，第一步是散布慈禧、荣禄要发动军事政变的谣言。

　　6月15日，光绪宣告“本年秋间”将和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阅操”，就是观看军事演习。两个月后，又发布了有关阅兵的第二道诏书。在宣布天津阅兵之前，光绪皇帝已经陪同慈禧太后检阅了神机、火器、健锐三支部队的新式操演。

　　康有为等一口咬定，即将在天津的阅兵，目的是为了推翻、甚至杀害光绪。天津兵变，时人和后人基于常识，都认为不可思议。编纂《清廷戊戌朝变纪闻》的苏继祖，虽然认定慈禧必有除去光绪之心，却认为绝不可能以兵变的方式，因为以慈禧之力，根本不需要动用军队：

　　考诸各种史料，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计划中的九月阅兵，将是慈禧太后发动的除去光绪皇帝的一场兵变。然而，兵变的谣传，却深深地影响了戊戌年的朝局发展—谭嗣同以子乌须有的兵变，劝说袁世凯举行实实在在的兵变。

　　袁世凯在他的回忆录《戊戌纪略》记载，谭嗣同深夜来访，给他看一封事先拟好的奏折，内称：“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建议光绪皇帝在袁世凯请训时，“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袁世凯当即问谭嗣同：“围颐和园欲何为?”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说，这是他的授意，“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其实，康有为并无“天津兵变”的任何证据，其《自编年谱》中有一个字露了底：“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虑”，最多只能算推断。但是，这一推断，到了付诸行动时，俨然就成了“杀后”的确切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