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在写过几篇关于汉武帝时代颁行的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后，不断有网友问：你读过《盐铁论》吗?你知道桑弘羊之问吗?没有这些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我们拿什么来“爱国”?于是，我不得不写作这篇《桑弘羊之死》。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国家的概念，或者说：朕即国家，天下即朕。所谓“爱国”，爱的即是皇帝和朝廷。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满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经明白，国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如果我们把“朕即国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换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国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们对个体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再来看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会发现，这原本是个伪命题。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盐铁会议。《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时，桑弘羊即参与了政策的制定;颁布平准均输法时，桑弘羊已是大农丞(财政部长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昭帝时期，霍光辅政，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舌战群儒。
面对儒生们的咄咄逼人，桑弘羊最后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再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上。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5万精骑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这一年，汉武帝38岁。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从未尝胜迹。导致匈奴单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以承诺恢复和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桑弘羊虽然死了，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去。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黜了酒的官营。汉元帝时，曾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所作所为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