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会亲手砸掉魏征的墓碑?

  我们都被唐太宗和魏征骗了一千多年,所谓“明君直臣”的千古佳话,根本就是两人心照不宣地出演对手戏,刻意营造出来的政治作秀!

  先来看看魏征是如何被唐太宗启用的。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开始清除建成余党,因早闻魏征才名,故专门召见,刚一见面,就质问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没想到魏征是个人物,竟然回答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其实,即使李建成先动手,历史也未必改写。魏征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纵横家的招数,为的是宣扬自己的高明。关键是,他将李建成比作平庸的公子纠,将李世民比作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无疑让李世民万分受用。而魏征将自己比作管仲,则表示自己能成为李世民的股肪之臣,辅助其成大业,暗示李世民系有道之君,要善于用人,不记前嫌,否则比齐桓公可就逊色多了。

  这个回答当真妙极,应该给一百分!李世民被打动了,本来嘛,各为其主,也没啥可指责的,况且魏征并非太子党要员,只是个主管经籍的小官,但却是才华横溢,这样的人若收为己用,既能显示自己英明豁达,又多少能消除点兄弟相残的恶劣影响。

  要注意的是,李世民极具权谋之术,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不计前嫌。他对武德旧臣尚且满怀戒心(这批开国功臣在太宗即位后,处境都大不如前),更不用说作为建成幕僚的魏征了。所以,太宗重用魏征,一是看中才华,一是借此营造明君形象。

  魏征从小就好纵横权变之术,对于太宗用意自然心如明镜。他明白,要想取得生存和更高地位,就必须帮着太宗打造明君形象,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谏,进谏越多、越激烈,就越不会有危险。

  我们看,这些谏言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魏征与太宗的对答。这些对答多是为君之道和儒家治世思想。

  二是魏征主动上书的谏言。这些谏言大多是根据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一些预防性措施。

  这两类谏言数量相当多,的确显示出魏征的博学多才,但要注意,所针对的并非什么现实中的重大朝政,而是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所以更像一种学术交流。

  三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与太宗意见截然相反的谏言。

  这一类谏言是自古以来最难的,很多人因此丢掉小命。但我们看,魏征在这方面的谏言数量相当少,而且所针对的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比如劝太宗不要将已经订婚的女子纳为妾等。

  所以,拼命进谏,根本就是魏征放的一个大招!

  太宗虽然启用了魏征,但待他与房玄龄等自己的亲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表面上把魏征捧得很高。

  有一次,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偏袒自己亲戚,太宗马上派温彦博查处此事,虽非事实,但仍向魏征提出了警告。魏征趁机向太宗摊牌,说自己要做良臣,不做忠臣:“愿陛下稗臣为良臣,毋稗臣为忠臣”,“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抵取空名。此其异也。”

  魏征把住了太宗的脉,那就是他想成为一代明君,要想成为一代明君,就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泛听取谏言。太宗也很快明白魏征意思,号召群臣勇于进谏,形成贞观年间的一股风气,自己也如愿以偿收获了明君称号。

  可以说,两人是互相利用、互相标榜。魏征因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谏臣,而太宗则成为一代开明君主,两人心照不宣地联手谱写了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太宗也不是吃素的,对于为君之道和驭下之术那是相当娴熟。所以,他时不时就会敲打敲打魏征,提醒他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敌人。比如:

  贞观三年,魏征被迁秘书监,太宗对他说:“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

  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时又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联能耀而用之,何惭古烈?”

  贞观七年,魏征升为侍中,太宗又对他说:“肤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联之非,未尝不谏…”(《贞观政要》)

  太宗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而每逢此时,魏征都会十分聪明地回答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意思是说,皇帝允许我说,我才敢那样直言不讳,否则,我怎么敢去摸逆鳞呢?这段话把两人的关系揭露得再清楚不过!!!都是影帝!!!

  其实,太宗真不是一个多么宽宏大量的皇帝,对于魏征动不动直言进谏,其实心里很烦,怨念很多,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维持明君形象,就必须容忍。但皇帝也是人,这种怨念积累多了,难免会爆发出来。

  众所周知,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宫,恶狠狠地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长孙皇后问:“谁触许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

  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太宗,而不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政治家,也是两人关系的真实流露!

  好在长孙皇后是个明白人,她马上向太宗盛服致贺:“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太宗当即省悟过来,又变成政治家的太宗。“于是太宗意乃释”,并让其传于宫帷之外。

  不过,一有机会,唐太宗总要流露出他的内心积怨。他曾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但魏征死后,对其“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谶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太宗觉得,这是魏征对自己存有戒心,向后人显示自己的错误,特别是与杜、侯同党更使他大为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

  以太宗之英明,对这些奸人谗言,想必不会无察,但仍亲手砸掉魏征墓碑,可见其心中怨念之深!

  两年后,太宗征高丽无功而还,后悔出兵,顿时想起魏征,再度为其立碑。究竟这次立碑是出于真心,还是政治作秀,恐怕只有太宗自己知道了!不管怎样,此举为两人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明君直臣”的形象流传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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