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位于晋源镇西南10里,背靠悬瓮山,前临晋水,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著名风景区。关于晋祠的最早记录出现在郦道元《水经注·晋水》中:“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同一时期的《魏书·地形志》也提到“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可见,晋祠最早是祭祀晋的始封之主唐叔虞的祠堂。晋祠的主神在宋以前一直都是唐叔虞,直到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新晋祠碑铭并序》中,唐叔虞的位置也没有动摇。但几十年后,昭济圣母突然出现,将唐叔虞从主神位上挤了下去。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高汝行主持重修晋祠时,在圣母殿南侧又建了一个梳妆楼,楼中坐瓮女神就是后来的水母。
晋祠
关于唐叔虞,《史记·晋世家第九》中记载,邑姜梦到天对武王讲:“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后来邑姜生子,手中有文“虞”字,便取名为“虞”。武王崩,成王立,唐地反叛,被周公诛灭。成王年幼时曾与叔虞戏耍,削桐叶为珪,交给叔虞,说道:“以此封若”,史官听到后,请成王择日立叔虞。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就把叔虞封到了唐。因唐地有晋水,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著名的“剪桐封弟”的故事。
宋代之前,晋祠就是指唐叔虞祠,而且其位置就在今日之圣母殿。《水经注·晋水》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宋太平兴国九年赵昌言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载:况复(唐叔虞祠)前临池沼,泉源鉴澈于百寻;后拥危峰,山岫屏开于万仞。整个晋祠内,唯有今日之圣母殿的位置能够符合这两个文献的描述。到了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弋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时,唐叔虞祠已经改在今日坐北朝南的方向上了。唐叔虞究竟为何失去了在晋祠的主神位?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唐叔虞其实是一个有“前科”的神。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时逢隋朝江山风雨飘摇,狼烟四起。是年,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隋,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商议将集兵平叛,此时李渊已早有夺取天下之心,于是命李世民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去招兵买马,不到半个月,李世民便募集了一万兵马,李渊又遣密使召建成和元吉二子来到太原。王威和高君雅见形势不对,唯恐李渊造反,便想借请李渊赴晋祠祈雨的机会拿下他。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此事,密告李渊。五月,李渊将此二人斩首之后,在唐叔虞祠下誓师,第二年夺取了长安。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重回晋阳,次年诣晋祠,写下不朽名篇《晋祠之铭并序》,这通碑如今还保存在晋祠博物馆的唐碑亭内。唐叔虞固然没有辜负李渊的期望一路保佑他顺利地夺取了天下,但自己也背上了一个保佑造反的恶名。但如果认为赵宋朝廷是因此将唐叔虞请走的,那何以在重修晋祠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甚至在太平兴国碑中,仍旧不遗余力地称颂唐叔虞“泽及民生”之德呢?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经过充分筹备,第三次下河东。四月二十日,赵光义亲抵晋阳城下,驻马“汾东行营”(今太原市晋源区庞家寨东北,也就是后来的平晋县所在),亲自督军日夜不息攻打晋阳。五月,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降宋,城内粮草断绝,人心涣散。五月初五日,刘继元终于纳表投降。但晋阳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刘继元投降之后,晋阳百姓还在继续抵抗,尤其是民间的习武组织“弓箭社”更是给宋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老百姓甚至拿砖头瓦块攻击宋军。
赵氏兄弟费尽心机和气力打下晋阳,本就怒火难平,百姓的抵抗更是火上浇油。赵光义大骂晋阳人是“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顽民,竟然下令将晋阳所有百姓驱逐出城,在五月十八这一天,一把大火将千年古城化为灰烬。老幼不及出城焚死者甚众。第二年,赵光义再次引汾、晋二水灌晋阳废墟,终于连废墟的痕迹也没有留下。宋朝将太原府治移到北面20公里的唐明村,也便是现在的太原市,同时在“汾东行营”边上筑起一个周边不过四里的小城平晋县,禁止当地百姓返回晋阳故城居住,并将赵光义指挥作战时驻扎过的行营改建为统平寺,后来真宗赵恒将其改名为崇圣寺,立“崇圣寺碑铭并序”碑于寺中,夸耀其平定北汉之功。
赵光义攻下晋阳之后,还仿照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在晋祠立了一通“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碑,俗称“太平兴国碑”。传说这块碑的碑文被当地人逐字逐句地凿掉了,现在晋祠胜瀛楼下立着一通光秃秃的“无字碑”,据说就是当初的“太平兴国碑”。太原县从明至清共五个版本的县志,只有嘉靖《太原县志》录了这通碑文,其他县志对此只字不提。而唐叔虞也正是在北汉被征服之后的最初这段时间被请出了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