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史上一代名将薛仁贵:为何号称冷血屠夫

  中国一代名将薛仁贵号称冷血屠夫一、心黑手狠,一代名将薛仁贵在中国的史书中,尤其是演义里,薛仁贵的形象异常高大,被吹捧为毕生为保卫大唐社稷而奋斗,击败凶残的入侵异族,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一代战神。其“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等事迹经过数代官方和民间的齐心力捧,如今已然脍炙人口,薛仁贵也被大多数人视为令华夏民族骄傲的卓越子孙,中国古代将领中“爱国为民”的光辉典范,更得到了一个爱民如子,宽容仁义的光辉形象。而由他衍生出来的“薛家将”也被捧得直上云霄,其子薛丁山和其孙薛刚都声名大噪,口碑颇好。

  但事实却与上述这些观点大相径庭。薛丁山和薛刚纯属虚构而来,根本就不存在。而薛仁贵一生参与了四次大战,其中征辽东是唐帝国对邻国的侵略战争,而并不是抵御外寇入侵之战,其正义性十分值得商榷。攻铁勒是在天山附近,也是铁勒人所居故地,战争性质是镇压不服从的归附部落,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性。与突厥和吐蕃的两次战争,则是属于边境争夺,一味将其冠以“保家卫国”之类的正义标签,无疑是一种泛道德化的不客观表现。薛仁贵用兵颇高,一生胜利远大于失败,确实堪称一代名将。但至于说什么“宽容仁厚”、“体恤百姓”,那可就实在是太扯了。慈不掌兵。历代的名将都常要克服内心的软弱和同情,冷静冷血地为军队考虑,很多时候不得不牺牲无辜百姓的利益甚至性命,否则就很可能因为一念之仁而“累死千军”。而即使是在历代的名将之中,薛仁贵也绝对是排得上号的心狠手辣之辈,杀心极重,他对本国百姓如何史无所载,但对敌国百姓素来冷血凶残,绝对是与“仁善”二字搭不上边地。

  二、薛仁贵在辽东的表现

  在唐王朝入侵高句丽的战争中,以薛仁贵统率的五万唐军战绩最为显赫,消灭了数支高句丽军队,克城无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薛仁贵率军大肆烧杀抢掠,屠戮平民,更是沉重打击了高句丽人的战争持久力和抵抗意志。可笑如今居然还有薛仁贵“仁政高句丽国”的事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肆杀戮后做点小善事,评论者刻意只提后者,就指望能够颠倒黑白么?薛仁贵等将领趁高句丽内乱将其灭国。在一片焦土之上,唐帝国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并派薛仁贵统兵近三万驻守,意欲将朝鲜纳入版图,然而这种企图遭到了新罗的强烈抗拒,新罗不久后便开始武力驱逐唐朝势力。为了争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双发很快就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大战。

  670年六月,新罗军夺原百济八十二城,斩五千唐军;671年六月,再次大破唐军,全歼五千余人,并占领百济全境,已被实际纳入唐版图的百济易手。672年八月,唐军大捷;673年,唐军进攻新罗,连败九仗,狼狈退回;675年二月,唐军大捷;675年九月,唐军王牌精锐薛仁贵部大败,新罗乘胜进攻由二十万唐军主力驻扎的买肖城,并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仅战马就缴获三万多匹,唐军伤亡惨重。此后新罗与唐交兵十八战,唐军皆北,新罗基本上控制了高句丽故地的整个南部。677年十一月,薛仁贵率水军进攻,先小胜,后在枝伐浦大败,被斩四千劲卒,大唐自此绝了反攻辽东之念。

  三、冷血屠夫薛仁贵

  说起薛仁贵,民间传说中最炫的事迹就是“薛白袍三箭定天山”。这个吹嘘的根源出自《旧唐书·薛仁贵传》,里面居然还编了一首诗:“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这个虚假事迹的产生,起初是倚靠唐廷的官方吹捧,然后官方宣传又误导了民间舆论,再配上后世人们崇拜英雄的热情,以及为了吹捧本民族英雄而引发的扬功掩过的不客观心态,便共同造就了薛仁贵在天山一战时的虚假形象。历史的真相被历代人刻意遗忘,以致于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三箭定天山”的英雄传说背后,竟然是一场对投降部落赤裸裸的血腥杀戮!

  如今说起“定天山”一事,大部分历史读物将这段历史歪曲为:661年,铁勒兴兵犯境,对中原百姓烧杀奸淫。薛仁贵为了保家卫国,维护百姓,不畏艰险,亲统大军赶赴天山征伐铁勒。到了天山脚下,薛仁贵三箭射死三名铁勒勇士,铁勒人为其神威所摄,不战而降,遂有“三箭定天山”之美谈。事实上,此次战争爆发的起因绝非是什么铁勒人兴兵入寇,一支士气低落到被射死三个人就全军下马投降的军队,敢向大唐主动寻衅么?而仅凭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也能明白,就算薛仁贵当真三箭射死三名勇士,也绝不可能慑服十几万大军,否则岂不是只要养几个神射手就能纵横天下了?唐朝趁东突厥发生内乱和天灾,将其灭国。

  在灭东突厥的过程中,大唐与北方的铁勒诸部结成了同盟,后来铁勒又甘为臣属,并出兵出粮,积极配合大唐入侵高句丽。最终李世民在辽东铩羽而归,不久后病死。唐高宗即位后,继续对辽东用兵,此时仅仅靠汉族的“征夫”已经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需求,于是唐王朝加大了对铁勒诸部的征兵数量,强行征发,索求无度,这种无节制的军役令铁勒诸部不堪忍受,终于在661年爆发了叛乱。从几乎所有的铁勒部族都参与到了这场抗争之中,可以看出唐朝对周边归附的部族压榨得十分过份。这些本已归附唐朝的铁勒人被生生逼反,脱离了唐的残暴统治,不肯再遵从唐廷的命令。

  薛仁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兵地,其战争性质属于官逼民反,然后薛仁贵去镇压活不下去造反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抵御异族入侵”。铁勒人不过是一时激愤才抗拒大唐,实际上远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唐军对手,薛仁贵迅速便平定了仆骨部,击走回纥部,抵达天山脚下。思结、多览葛两部并无斗志,唐军到来后,立刻便向薛仁贵送上“降款”,愿意无条件投降,希望能够受到宽免。铁勒人投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此次忤逆大唐,不过是群情激愤下的一时冲动,而并非有预谋,有计划,有政治目的的叛乱,所以从铁勒高层到普通士兵,大多都抱有侥幸心理,不过是希望靠变乱来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迫使唐王朝妥协让步,减少对自己的压迫。只要唐廷能放松压榨,他们仍然愿意重新归附唐朝,所以反抗意志并不坚决。

第二个原因是铁勒诸部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并不是高度集权的大唐的对手,所以在唐军开到后就产生了畏惧,不战而降。唐朝司宪大夫杨德裔等人认为这两部的归降之心是真诚地,向高宗建议怀柔,原本薛仁贵应该对其好好安抚,最多惩办一下首领,这样便能不战而定铁勒。但薛仁贵和郑仁泰为了立功,竟然背信弃义,对已经放下武器,等待受降的铁勒军突然发动进攻,并残忍地将十三万铁勒降卒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大规模屠杀俘虏已经非常过分,可为了替唐帝国和大唐百姓消除后患,也为了杀良冒功,薛仁贵竟然还把屠刀伸到了平民头上,将已经归降的思结、多览葛两部的平民“掠其家口,以赏军士”,不知多少铁勒女子惨遭唐军奸淫杀戮,不知多少良家女子被唐军卖入青楼。而对于部族中的青壮年,薛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一时间人头滚滚,杀戮平民无数,按《唐会要》的说法----“杀降九十余万”!实可谓丧心病狂。

  九十万的数字,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夸大,但要支撑十几万军队,即使是兵民比例较高的游牧民族,也需要数十万百姓。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大规模地杀戮归顺的平民,将整个部族进行屠灭的野蛮暴行,可谓极其罕见,连唐朝的大臣也多有对此不满者。杨德裔等大臣便激烈地弹劾薛仁贵,指责他“故杀降人”。薛仁贵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铁勒人,这些本来愿意归降的部族自此与大唐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率部坚壁清野,远走漠北,诱使唐军深入追击,然后不断袭扰。最终唐军断粮,仓皇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马,马尽后,竟然“人皆相食”。一万多精锐唐军,等退到关内,竟然只剩了八百人,薛仁贵的不当暴行为唐帝国招来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损失,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最终还是靠铁勒名将契苾何力去安抚才收了场。

  有人试图为薛仁贵辩护,说他确实是仁义爱民之人,之所以甘做屠夫,实际上是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贵情操。种族屠杀只是为了消除隐患,确保之后的边境安全,彻底杜绝有可能再发生的边境争端。薛仁贵爱的只是自家子民,为了只是大唐百姓的安乐,固然有局限性,但却非常务实,有一种“除恶即是行善”的大慈悲心境,所以无愧于是中原百姓的保护神。这种狡辩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颇能惑众,不过其强词夺理终究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那也应该将这个分析标准套用到从古到今的每一个屠夫身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岂不是都没有错了?而南京大屠杀的统帅、还有无数杀降活埋俘虏的将领,甚至是那些杀人盈野,屠戮平民多达两亿的蒙古兵,也都是为了祖国消除隐患,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拥有对本民族百姓“大爱”的功臣了。

  四、名将未必是仁将

  670年,吐蕃再度兴兵侵唐,先取于阗、疏勒,再挥戈东进龟兹,而后攻占焉耆以西数镇,唐朝派出十余万大军欲夺回失地,统军大将就是演义小说里号称战无不胜的名将薛仁贵,结果唐军在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一带被吐蕃军全歼,“死伤略尽”,薛仁贵仅带着很少人逃回,被“械送京师”,“免死除名”,吐蕃乘势先后占据唐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此役之后,吐蕃声威大振,从此连年寇边,盛极一时,控制了整个西域。

  由于此次惨败后果严重,薛仁贵晚年并不得志,最后郁郁而终。纵观他的一生,东征西讨,胜多败少,确实堪称是一代名将。但名将未必是仁将,能打赢仗的人未必品行就高洁。但中国的史书上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而且喜欢搞极端的两面性评论,想捧的高大全,想贬低的一无是处,名将做了坏事也要替其遮掩,漫无边际地胡乱吹捧,这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歪曲,以及对后世性质恶劣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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