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屡次“扩招”,不仅“扩招”,还推出“特奏名”等取才机制。 《燕翼诒谋录》卷一开篇“进士特奏”条就说得清清楚楚:“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宝座,就“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
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就颁布诏书,特奏贡士(科考落第者)马浦等106人,各赐本科出身。由此,“屡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国家俸禄”的“特奏制”成了宋朝的国策,一直延续至南宋。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推行“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过去“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脏”为由,于开宝4年(971年)“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薄、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并将此策作为“开基立国之宏规”。这样一来“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不断扩招,虽造成公务员队伍臃肿、效率低下,加重了财政负担,但也有效地防范了“黄巢式”的落第秀才造反作乱。
与此同时,赵匡胤及宋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还发扬光大了武则天发明的“殿试”,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读书人。
宋代科考屡次“扩招”,并推出一系列善待读书人的“重文轻武”制,真正目的就是笼络读书人,防止他们带头鼓动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