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文章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范晓春
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对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平原省委进行检讨，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请求处分，向省各界代表会公开承认错误》、《公开检讨运粮工作中的错误，平原省府处理濮阳事件》两则消息，及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和省府关于这一事件的检讨报告各一份。应该说，这是解放初期省级党委和政府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进行检讨。那么，为什么一级省委和省府要在中共最高级别的报纸上进行公开检讨，并被附上报告全文呢？
运粮事件
1949年7月25至27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变更华北行政区划及关于河北、山西、平原省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与人事任命等重要决议，决定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衔接地区成立平原省。8月20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在新乡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决定潘复生为中共平原省委会书记，赵时真为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任命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为晁哲甫、第一副主席为贾心斋、第二副主席为韩哲一。平原建省后，全省共辖6个专区（湖西、菏泽、聊城、濮阳、新乡和安阳），56个县和两个市（新乡和安阳）。
众所周知，黄河横贯平原省，长约千里，以前由于不能很好治理，全系害河，同时这一地区更是历史上的战场，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此外，1949年平原省受灾面积达700万亩，灾民250万人。所以，平原省省情复杂、任务繁重，工作难度非常之大，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最困难处着眼，统筹全局，精心组织，才能顺利实现从战争到建设、由封建到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解放初期，公粮是我国财政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因此，党中央和政务院高度视粮食问题。而平原省作为当时全国四大重灾区之一，它的粮食工作更为有关部门所关注。但是，1949年秋征时，虽然平原省委和政府曾共同研究和布置了秋征办法，并发了指示，但对粮食入仓工作却未注意，未进行讨论布置，只认为粮食入仓工作是省政府的业务工作，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工作而已。而濮阳专区专署在具体执行时，也未能重视“由分存农村到集中入仓是关系到全省1600万人民的一个重大的群众性行动”这一环节，所以在召开运粮会议对具体办法没有研究，就笼统地布置下去，既无核心领导，后又没有检查，甚至专署对驻地濮阳城内屯收工作都不了解，粮库亦未能结合各有关方面力量进行此一工作，形成仓库干部孤立地进行。各县里对这一工作亦同样没有重视，如滑县仓库主任在专署开会返回后没有向县长汇报，濮阳县仓库正副主任根本没有共同研究，因之意见不能一致。在对区布置时，不明确具体，如濮阳只说按秋征分配任务，分批运送，既无一定数量，亦没明确时间。
这样便形成自上而下一系列的麻痹忽视、缺乏具体的组织领导、对群众不负责的严重错误，于是运粮中便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现象。例如：按规定须向元村粮站交粮的各县，都未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南乐、清丰两县推迟了交粮的时间；濮阳县笼统规定“按布置数字分两批交完”，该县有些区让运粮农民提前起程，甚至动员全部人力畜力抢运。结果收粮站屯满车辆，人畜拥挤，粮食不能及时过秤。运粮人马所需的草料站、开水站等，事先均未准备，运粮农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牲畜亦缺乏照管。结果仅向元村站交粮的濮阳一县运粮农民即死亡2人，牲畜死亡50头。道口粮站的情形也很坏，最初专署只决定由一专署秘书负责领导，该秘书又私自回家，把任务交给管库员代理。大批运粮车辆到达时，竟无人接收公粮。该粮站曾积压大车278辆之多。楚旺粮站情形更糟，专署在决定运粮之后，临时决定先架桥后运粮，但专署只布置了架桥，并未通知缓运公粮。农民仍按原定时间把粮食运到。收粮人员因毫无准备，使得运粮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数天，始得回家。有些粮站干部不顾运粮农民在冰雪中露宿的痛苦，依然毫无心肝地“按时办公”！
应该说，“这次运粮死牲口的事，从客观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环境安定，任务不急，虽路途远些，但较之去年（按：1948年）运陇海路时近得多，而且也不过黄河。去年往陇海路运了几千万斤粮，也没有死了这样多的牲口，今年两个县就死了百余头”。但是，问题发生后，濮阳专署、中共濮阳地委与粮食公司均未深刻反省。该专署分工负责秋征工作的副专员李立格竟说：“牲口顶不住风雪冻饿死亡，是牲口缺乏锻炼。”还有人认为牲口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卖肉比卖牲口有利得多”。甚至有人认为，牲口主让牲口死了，是想得到政府的高价赔偿。
类似问题在平原省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如，1949年秋征工作中，聊城专署大部分县由于干部积极负责，很快完成粮食入仓任务。但有些县则由于工作无计划，及各级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致造成人力、财力的重大损失。根据该专署对调粮入仓工作的检查，在此次运粮工作中，全区共病伤人员14名，死牛57头，伤牛58头，损坏大车零件244件，因轧坏公路被罚款27．9万元。高唐、莘县、茌平等县，由于事先计划不周，大车拥挤，使有些群众在冰天雪地中等了3至5天，粮还卸不下来。有的牛死了，有的人病了，多数群众衣食不足，而收粮干部则熟视无睹，自己仍晚起早息。有的仓库负责干部始终坐在机关里用电话下命令，让群众来回拉运，没有定处。有的干部不重视国家资财，在建仓入库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冠县全县共收入仓粮366万余斤，就雇用民工889人，每人平均收粮4100余斤，比阳谷每人平均收2．5万余斤，浪费6倍。高唐城仓则抛撒粮食很多，并经常有猪、鸡等糟蹋，亦无人管理。有些县份，如寿张、堂邑、高唐、莘县，由于干部不作普遍深入检查，保管员不认真打更，月余共发生偷盗公粮事件9起，约计损失2000余斤。后经查处，作案者多系地主和不法分子所为。
上述问题发生后，省委虽曾督促省政府党组及濮阳、聊城地委检查和处理，但由于对这一错误事件严重性认识不足，故未能真正予以彻底追究和处理，亦未向华北局及时报告。195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平原省委和政府党组发出指示信，其中要求省委就送粮事件迅速进行检讨处理，并将结果公开在报上发表，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