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皇位传承一般都讲求“父死子继”,一旦刻意打破这个规律,舍近求远,避亲就疏,让宗族子弟入继大统,而把亲生儿子撇在一边,坐冷板凳者必然与承袭者势同水火,极易引发宫廷政变和国家动荡,除非承袭者有刚猛的政治铁腕和雄厚的武装势力。十六国时期成国开国皇帝李雄大概没有料到,在他死后不久,以侄子身份即位的李班就死于非命。杀死李班夺权的,正是李雄的亲生儿子。
李班(288年—334年),李雄之侄,李雄之兄李荡之子。李雄称帝后,面临着立太子这一纠结问题,“雄有子十余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而李雄认为这十几个儿子均不成气候,所以想立侄子李班为太子。大臣们持“先王树冢嫡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予以劝谏,并列举诸多史例阐明李雄如果一意孤行非这样做,难免会种下“专诸之祸”和“宋督之变”之类的祸端,“雄不从”(《晋书》)。
李雄舍子立侄,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李雄认为其兄李荡是“嫡统,丕祚所归”,因李荡英年早逝,李雄才有机会领导部众创业,此时将皇位传给李班,意在还社稷于李荡一支;其二,李雄的十几个儿子均为庶出,且“皆尚奢靡”(《晋书》),非安邦定国之才;其三,李班“谦恭下士,动遵礼法”且“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资治通鉴》),李雄认为李班能成大器,将来有能力做一代名垂青史的贤君。
成玉衡十四年(324年),李雄力排众议,正式立李班为太子,并“使任后母之”(《资治通鉴》),让没有生育的皇后任氏当亲儿子一样悉心照顾李班。李班自小就非常聪慧,“好学夙成”(《晋书》),且素以儒生为老师,以名士为宾友,颇有人望,朝野上下众口皆碑。为了培养李班,“雄每有大议,辄今豫之”(《资治通鉴》),让李班参政议政,加以历练。对于李班提出的革新建议,李雄悉数采纳,民心为之大悦。
玉衡二十四年(334年)六月,戎马一生的李雄发病卧床不起,伤口污秽不堪,“生疡于头。身素多金创,及病,旧痕皆脓溃”,病情严重,生命垂危。李雄在最需要亲人照料之时,“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冠,亲为吮脓”(《资治通鉴》),且“殊无难色,每尝药流涕,……其孝诚如此”(《晋书》)。李雄病逝后,李班即位,“居中行丧礼,一无所预”(《资治通鉴》),亲自置办丧务。
李班即位后,李雄的堂弟建宁王李寿受遗诏辅政,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瑰也能竭力辅佐,虽然李雄新丧,皇位交替,但成国政局稳定。李雄的四儿子李期虽然对李班继任不服,但惧怕李寿等人,且势力单薄,孤掌难鸣,不得不安于现状。但是,随着亲兄长李越的到来,李期内心也开始蠢蠢欲动。九月,李越“奔丧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与其弟安东将军期谋作乱”(《资治通鉴》),准备废掉李班。
当时,李班因李雄病亡而悲痛过度,一门心思扑在李雄的丧礼上,对心怀不轨的李越等人不加防范,没有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李班的亲弟弟李玝察觉李越名义上是来奔丧,实则来者不善,别有用心,于是建议李班“遣越还江阳,以期为梁州刺史,镇葭萌”,让李越回江阳,并让李期接替自己主持北方军务,将此二人远远地打发走,以防不测,以绝后患。但是,宽仁厚道的李班“以未葬,不忍遣”(《资治通鉴》)。
不调离李越、李期也就罢了,李班却让亲弟弟李玝仍返回涪城驻地,不许他在成都挑拨离间。在李班看来,自己是李雄钦定接班人,即位已成事实,只要对李越、李期二人“推心待之”(《资治通鉴》),自信他们不会闹事。不久,天空出现异象,太史令韩豹借机称“宫中有阴谋兵气,戒在亲戚”,暗示李班当心李越、李期搞政变,可惜“班不悟”(《晋书》)。李班是个聪明人,岂能不悟?他待人太友善了,丝毫不设防。
李班的“推诚居厚,心无纤芥”(《晋书》),能感动好人,却感动不了狼。十月初一晚上,李班在为李雄哭丧时,李越潜入殡宫杀死李班,“越因班夜哭,弑之于殡宫”,可怜李班在位百余天即遭杀害。随后,李越假传任太后诏令,宣布李班的种种“罪状”,废掉李班的皇帝名号,“矫太后任氏令,罪状班而废之”(《资治通鉴》)。时年,李班四十七岁。李班死后,李期即位,谥李班为戾太子;再后来,李寿即位,追谥李班为哀皇帝。
四百多年前,西汉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废身死,其孙刘询即位后追谥其为“戾太子”,“戾,曲也”(《说文解字》),意在为祖父刘据平反。然而,李班的谥号“戾太子”则有贬义,李期硬给李班扣上了暴恶、暴戾的罪恶帽子。李雄打破陈规,“传大统于犹子”,最终导致“寻戈之衅”和“倾巢之衅”。其实,早在李班当年被立为太子时,就已埋下“乱自此始”(《晋书》)的伏笔,尽管他是个好人。
谦虚、博纳、好学、宽厚、仁慈、孝顺、节俭、泛爱、真诚,诸多美德被李班集于一身,论人品德操,李班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第一。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感慨道:“李班岂不不谓之仁孝哉!”人品好,难能可贵,但太过,则会成为妇人之仁,也会成为致命弱点,故《晋书》称“班以宽爱罹灾”,岂不哀哉!品行好,能做个好人,未必是当皇帝的料;想当皇帝,还是应该刚柔并济,适当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