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公元1792年，发生了著名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这原本是一件可以改变中国进程的大事件，可是，当政的清廷政府却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与先进文明、先进技术交流和对话的机会。错失机会的直接原因，是缺乏沟通双方的翻译人才。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廷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清廷政府的闭塞、愚昧、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看不起世界上任意其他国家——当然，就不屑于培养翻译人才了。
可以 ，“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为以后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埋下了幽微而深远的一笔。马戛尔尼，全称乔治·马嘎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苏格兰人奥青雷克·马戛尔尼的后裔，1737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桑诺尔，1759年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先后在荷兰、俄国、印度等国工作，曾任驻俄国公使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签订商务条约，出任过爱尔兰事务大臣、加勒比岛屿总督、印度马德拉斯省督等职。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子爵为正使正式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出使中国，是有其复杂的背景及其功利目的的。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牢牢占据了国内的统治地位。从此，英国资产阶级奉行殖民扩张政策，极力发展海外贸易。
英国国土有限，人口不多，但商品经济、机械化生产发展迅猛，18世纪70年代又爆发了工业革命，国内对原料产地和新产品销售市场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失去了北美13个殖民地，这样，庞大生产力促使英国必须挣脱国内市场的束缚，把市场投向更广大的空间。中国，位于西方人地理概念中的“远东”，物产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成了英国亟需开辟的新市场。
英国先是建立起以印度为重心的第二大英帝国，但英国人认为，印度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征服中国市场将会帮助英国解决在印度行使主权的费用。但是，中国以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的单口贸易对英国的目标是个极大的障碍，这促使英国迫切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使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
实际上，中国的单口贸易不但对英国的经济发展是个极大的障碍，对中国自身而言，其所造成的障碍和弊端更大。别的不多说，单看新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家致力于发展开放型经济，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出现了猛飞突进的势头，以2004年为例，该年进出口总额为11547.7亿美元，净增数2300多亿，比1978年增长了55倍，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上长到500，成为第三贸易大国，仅次于美国、德国。这可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惜，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封建时代，又在清廷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遮蔽之下，统治者对商品经济竟然是这样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公元1792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准备派遣使团前往中国。首先承担起这个使命的是凯思卡特使团。但凯思卡特暴病去世，该次遣使行动宣告流产。接下来的是马戛尔尼使团。
这年（即乾隆五十七年）9月，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由马戛尔尼勋爵任正使、乔治·斯当东男爵 (Sir George Staunton)任副使的庞大使团。乔治·斯当东是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在很长时间里伴随在马戛尔尼身边，充当马戛尔尼的副手、搭档。
此外，使团中的成员都是英国上层社会各个领域里的精英才俊，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美术家、哲学家、医师、技师、乐师、技师，人数多达近百人，算上士兵、仆役和水手，使团人数则有近700人。
使团领航的是一艘具有64门大炮的一流军舰“狮子”号，另外还有载重量为1200吨的“印度斯坦”号大货船，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作为供应船，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信件和大批代表西方科技文明的礼品。英国派遣该使团访华，目的是通过与清朝最高当局谈判，扩大对华贸易，同时搜集中国情报，估计中国的国力。
（斯当东）
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和英国是世界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两个国家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集。距离上的相隔，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性、风俗、礼仪等等就会出现巨大的不同。这次访华，访华团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交流。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头痛的问题。马戛尔尼找来找去，竟然在整个英国都找不出一个懂汉语的人。没办法，马夏尔尼只好委派自己的副使斯当东到欧洲大陆全力寻找翻译人员。斯当东铁鞋踏破，足迹走遍了巴黎、歌德堡、歌本哈根及里斯本，但是，和马夏尔尼在英国寻找的结果一样，一个合适的人选也找不到。
怎么办？
最后，是通过高人指点，斯当东这才得知，意大利那不勒斯道会（De Propaganda Fide）的一所华人书院 (College for Chinese)里有专门学习传道的中国留学生。真是谢天谢地！斯当东赶往意大利，终于在那所书院里找到了两名刚完成传道训练的中国天主教士。这两个中国天主教士，一个名叫李雅各（Jacobus Li,又叫Jacob Ly,Poumb先生），另一个名叫周保罗(Paolo Cho)。
李雅各的汉名叫李自标，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原籍甘肃武威，少数民族，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与另外七人一起到欧洲学习，此年恰好完成了学业。周保罗的名字则没出现在宗教史学家方豪所考证的道光朝以前赴欧洲留学的学生名单内，估计属于私自出国，其籍贯、来历等等均不详。实际上，无论是李雅各还是周保罗，这两个人都不懂英语。开什么玩笑？不懂英语，还担任什么中英外交翻译？！斯当东没有开玩笑的心思，为了物色合适的翻译人员，他已经筋疲力尽，但，始终找不到一个精通中英双语的人！
这，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李雅各和周保罗既是中国人，又在意大利生活，学习天主教义，可以说，已经掌握了汉语、意大利语及拉丁语三种语言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应该能够担任中文和意大利文及拉丁文的翻译工作了。
拉丁语曾经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交际语言，使团中的很多人，包括马戛尔尼本人，都精通拉丁语。这就足够了——至少，使团和翻译人员之间都掌握有一门共同的语言：拉丁语。
有了拉丁语，就可以以之为中介，在中、英文间进行转译了。说实在话，若非迫不得已，马戛尔尼是万不愿意聘请这样两个非专业且不对口的翻译员的。因为，除了这两人不懂英语外，他们的中文水平也不高。
马戛尔尼了解到，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接受过中国系统的传统教育，只不过为了混口吃的，才不远万里来到国外学习传教（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国内也是很受人歧视的），中文水平非但不高，且因在国外生活多年，就连汉语口语的表达也退化了不少。
还有，他们都是中国人，则在为英国人服务和工作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带上自己的情感倾向。但既然没有合适的人选，马戛尔尼就只能聘用他们了。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组建过程中出现的最大尴尬和无奈。为了保证这两名翻译者的工作质量，马戛尔尼给他们开出了高薪：每人150镑。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报酬了。
不过，马戛尔尼对周、李二人不满意，而周、李二人也不是很愿意替马戛尔尼工作的。
读到这，也许有读者会觉得奇怪，咦，做翻译工作，不错啊，身份光鲜亮丽，社会地位高，报酬也高，为什么不呢？
的确，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翻译人员和外交人员是一类的，属于国家公务员的范畴，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如公费医疗、带薪休假等等。现在，我国外交部还在会同相关部委对深化驻外使领馆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研究，不断提高外交人员的待遇。待遇之外，由于其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因而显得崇高而神圣，不但身份显赫、地位尊崇，而且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这块领域上工作的人通常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途。
然而，在李雅各和周保罗生活的那个时代，担任翻译工作，是很容易被人误会为“汉奸”的。误会为“汉奸”还在其次，主要是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早在1617年1月，英王占姆士一世（JamesL,1566—1625）就有过和中国建交的想法，曾经就应该怎样拓展中英商务事宜给当时的中国皇帝明神宗万历写过一封信，但信送到中国，别说信没能译成中文，就连传递信件的人也没有，因为，私传外邦信件，那是会掉脑袋的。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也曾经出现过一件严重影响中、英双方交往的“洪任辉事件”。
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广州任职，为了扩大贸易范围，打开一个自由贸易的新局面，他按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由广州出航，北上天津，想通过到京师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等事，从而达到开辟新贸易港的目的。结果却惹得乾隆雷霆震怒，将代写状文的刘亚遍处决，判决洪任辉澳门“圈禁三年”，三年后驱逐回国，就连那个帮助洪仁辉向朝廷转交状文的天津官员，也被砍了头。
此外，乾隆明确下谕“内地人代写呈词者尤应严厉其处分”。经此一事，谁敢轻率给英国人做事？所以，使团能找到两个愿意担任翻译角色的中国人，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不过，令人高兴的还不止这个，就在使团准备离港前夕，竟然来了一外姓安的和一个姓王的中国传教士请求随船回国。
这，就使使团意外地多获得了两名翻译人员。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这两人的水平和李雅各、周保罗也是半斤八两、相差无几。唯一值得安慰的那个姓安的神父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毛笔字！
翻译队伍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则凡是从马戛乐尼方面撰拟的文件就不得不先以英文写成的，再交由使团中精通拉丁文的人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翻译队伍里面这四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将以拉丁文撰写成的文稿翻译成中文。
一句话，每份文件都必须经过两重翻译程序，备有三份以上的文本。三份必备的文本分别是：英文、拉丁文、中文。甚至可能会备上的四份文本为法文文本，因为这时欧洲的外交习惯是以法文作为国际通用外交语言。毋庸置疑，那些通过重重转译后的语句，并且是由这样一些半瓶子醋的翻译人员来担任翻译，所要表述的意思肯定是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这，就注定了这一次中英两国间的交流不会顺利、更不会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