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到帝祖甲时,废除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难以抑制。这些贵族都有商帝亦难以拔除的基本势力,因而商帝势力强的时可以压服,一旦商帝势力稍弱,贵族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
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来虽然发生过龃龉,但不影响大局。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酗酒成风,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模样,而且以至于“一国失日”。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起死回生。
当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被封为王后以后,生下了辛,所以其为嫡出。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非常大。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也非常多,几乎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没了希望。这些心怀怨恨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他们的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力变得更加强盛。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
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并且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失去人心。
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朝历史到此结束。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现在还有他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