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努尔哈赤:竟是宁远大战中炮悲剧而死

  广宁大败消息传至京城,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吓得差点拉裤子,为减轻罪责,他立刻“自告奋勇”去山海关“督师”。明熹宗做木匠活儿之余,闻言大喜,马上赐其尚方宝剑,让他立刻赴山海关。

  躲过追查责任这一关,张鹤鸣擦下一头冷汗,一路磨逼蹭痒痒,行了二十天才抵达山海关。然后,他立即以自己身染重病为由,递上辞呈,溜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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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廷只得另觅人选,决定让兵部右侍郎解经邦经略辽东。这位文人胆子奇小,连连辞任,即使被朝廷革职也再所不惜。丢官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丢命可就吃啥不香了。最后,明廷只得进行“民主”集议,谁得票多,谁就得去。选了半天,王在晋被大家选中,任其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如此职高权大的位置,王在晋力辞。最后,明熹宗发愤翻脸,表示如果再敢推辞,“国法不容”。

  勉强之下,王在晋只能受命。他集中近十二万精兵于山海关,本人坐镇关上。

  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八窗虚敞堪延月,重槛高寒可摘星。风鼓怒涛惊 海怪,雷轰幽鼓泣山灵。几回浩啸掀髯笑,羌笛一声天外听。

  此诗名为《镇东楼》,乃明朝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作。镇东楼,今人可能茫然不知此楼为何物,其实就是我们游客所理解的“山海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今天的山海关建关设卫,而“山海关”之名,也是由彼时而起。此雄关倚雄伟的燕山,襟带辽阔渤海,是一道坚固的防守关垒。而“镇东楼”仅仅是山海关城四座门楼中的一座,其余三楼为望洋楼、迎恩楼、威远楼,每座门楼外都有瓮城环而卫之,但如今保存完整的只有镇东楼瓮城,其余三楼的瓮城均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大字,相传为萧显所书,又有一说为明朝大学士严嵩所书。笔者个人认为,如此气势恢宏、典雅大气的书法,应该是当过相爷的人才能写得出,所以,严嵩应该是五个大字的书写者。萧显的官职,最高不过是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这样的“司局”级,书法也不是特别闻名。但恰如“苏黄李蔡”四大家后人认为“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一样,皆为“忠奸”心理所致,人们感情上倾向于本身老家是山海关的萧显,而不是身为相爷的声名不好的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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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史志,可以发现山海关历史悠久,商朝时其地属孤竹,周朝时属燕地,秦汉属辽西郡,至隋文帝时代,在这里设置榆关,唐朝又属临渝县,宋朝时此地属于辽国,设迁民县,元朝时称迁民镇。延至明代,始称山海关,归隶永平府管辖。清朝、民国属临榆县辖下。1948年底,山海关解放,辖于秦榆市。1949年春,秦榆市改称秦皇岛市。

  山海关在辽西走廊西端,又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极目北眺,燕山长城如带,雉堞从立,周绕青山,雄瞰一方;挥手南指,渤海碧波万顷,石城入海,拱卫海疆;西边的石河,是阻敌入侵的天然深壕(解放后修水库,即现在的“燕塞湖”);东有观喜岭,又是御敌的天然屏障。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北齐在556年(天保七年)就开始在燕山山脉修筑长城三千里,西起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东到大海(山海关),至今在抚宁石门寨,仍可发现北齐长城遗址。隋朝时,隋文帝时代汉王杨谅以及日后的隋炀帝数十万大军东征高丽,均从临榆关(山海关)出大军。唐太宗御驾征高丽,仍是由此出击。“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畿辅通志》),明清时此关更是为京师安全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并“筑山海卫城”,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山海关)”,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由于是咽喉要地,“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正在于“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由此,“(清军)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弃)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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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260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战,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7座卫城、37座 敌台、14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26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兴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关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所以,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份,皆是书生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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