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清廷退位后并没有丢掉江山。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廷只是退出了“大中国”的政治舞台，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国名还是那个国名，只是“大清国”变成了“小清国”。原先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领土只剩下紫禁城那个大宅子。
假如不是溥仪后来遇人不淑，违背清廷与民国的契约试图复辟。假如小朝廷能有一两个真正的能臣、忠臣帮衬着把握航向，“小清国”即便到了今天，即便经历过几次“大中国”的天翻地覆，或许依然能够存在，那将给今日中国一种什么样的观感呢?反观清廷最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清廷终结的最关键原因，不是腐败、内斗，不是敌人太过强大，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握好机会，几次在关键时刻看对了病，用错了药。有时，药也是对的，只是迟了，错过了治疗时机。
革命是无法告别的
要说清末政治改革的起源，不能不说到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假如没有它从外面一再推动，即便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经过戊戌维新的失败，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摧残，清廷或许依然很难主动进行政治变革。从统治者的立场看，任何政治统治者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在清廷政治终结前至少70年的时候，敏感的龚自珍就真诚期待清廷“自改革”。那时西方势力还没有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中国如果就此进行改革，或许能够比较坦然地步入近代化的快车道。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又沉默了20年，统治者以侥幸之心期待以不变应万变，期待照旧统治下去。
无奈20 年的沉默没有等来和平与安宁，等来的却是列强急需大规模开拓中国市场，国内民众也因种种原因不愿照旧被统治下去，洪秀全的太平军其实就是对天下不太平的暴力抗争。也正是出于对这些暴力抗争进行镇压的需要，清廷终于在1860 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但是，作为入主中原的一个周边族群，清廷要学习西方，面临的反对力量真是太大了，最初阶段只能一再向那些反对力量进行解释，强调学习西方只是学习中国现在所缺乏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是“末”， 都是“用”，并不涉及中国政治统治的“本”和“体”。最初阶段的这些解释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到了1880、1890 年代，清廷继续坚持“中体西用”的立场可能就走向反动了，此时这个口号不再是学习西方，而是反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中体西用”造成了畸形繁荣，如果从经济回升、军力增长这些方面来说，中国到了1894年的时候，也许真的重现了大清王朝的辉煌记忆。然而这种辉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一场尚未正式开打的局部战争就可将这个泡沫彻底戳穿。
甲午战后，对于中国的发展，知识人、思想界及政界有着相当的分歧，官方和靠近官方的舆论比较倾向于改良，倾向于向刚刚打败自己的日本人学习变法进行维新，于是有了此后数年的维新运动。但此时还有一个非主流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想法，这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坚决排满革命。
必须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不得了的，是近代史上的先知先觉。这对于清廷的政治改革来说，始终是一个外部压力。用戴鸿慈1905 年当面告诉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话说：如果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进行政治改革，大清国就会被别人把命革掉。与其让别人革命，不如自改革，君主立宪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消弭革命，使爱新觉罗万世一系，使大清王朝皇位永固。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期待中国不要发生暴力革命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政治上的正确选择是：要想阻止暴力革命的发生，就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外部压力促使统治者去主动变革，以变革反制革命;而不是告别革命，让改良独占鳌头——果如此，改良失去动力，不会成功。历史从来如此。
内阁名单一公布，火山立即爆发了
孙中山暴力革命的压力，还有其他革命团体的暗杀、暴力革命，尤其是清末最后10年此伏彼起的数千起民变，都是促使清廷走上政治变革的力量。革命就是清廷政治变革的动力。在这些动力以及其他国际国内因素的促使下，清廷在1901 年开始了新政，在1906 年开始了预备立宪，期待用9年时间准备，将中国建设成与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的现代国家。
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1906年的“预备立宪”，在过去100年革命话语中，在胜利者的口吻中，总是给予一种不真诚的评价。其实，这可能带有成王败寇的传统意识，并非从历史本身去说明历史。因为不论从任何方面说，作为“家天下”的“业主”，爱新觉罗家族应该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关心自己的天下是否能够长治久安，他们在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或许有后来革命者所指责的问题，比如君主权力过大而约束力量太小，但我们很难说清廷在涉及国家根本体制变革问题上犹如儿戏，朝三暮四。
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仅仅两年的时间，先前支持清廷立宪的立宪党人都觉得宪法大纲对君主权力的规定太宽泛了，君权几乎不受约束，除了增加一个御用议会外，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君主与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并没有本质区别。革命党人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就是存心欺骗人民、拖延革命，立宪党人在两年后也越发觉得革命党人的这个判断有道理。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光绪帝那里。现在很多人听信过去康有为那拨人的宣传，以为光绪在1898年之后被慈禧禁锢。其实此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可以说是康有为的臆想。真实的情形见诸清廷全部官方文献。根据官方文献，光绪帝不是一般的强势，所以在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中才规定君权至上、君主大权独揽，只是新成立一个议会作为御用机构，或智囊团，或参谋部。这一点与日本、俄国及德国的君主立宪非常相似，其实也比较合乎中国的实际。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刚刚颁布未及实行，强势的政治领导人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就在不到24小时内相继去世，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权力在匆忙的情形下转给了一个3 岁小皇帝，当然真正的实际权力被赋予这个小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光绪帝的亲弟弟摄政王载沣。慈禧太后在临终前还有一个叮嘱，要求载沣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应请求隆裕皇太后即光绪帝的未亡人拿主意。
就一般情形而言，清廷的政治安排是对的，因为在“家天下”的历史背景下，清帝国的最高权力当然应该转移给与皇室关系最密切的人。只是问题在于，由于光绪帝是政治强人、威权主义，钦定宪法大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获得国人特别是立宪党人认同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小皇帝和一个显得比较懦弱的摄政王，于是立宪党人对于先前的政治契约开始有所反悔。此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国会请愿运动，尽管有外交危机作为背景和理由，但如果仔细推究这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那些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立宪党人的真正意图就是因为强势领导人不在了，为什么不能在已经确定的政治方向上走快些，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九年筹备”的约定呢?
实事求是地说，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曾引起清廷新政治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摄政王在坚守“有计划政治”承诺的同时，也适度调整了立宪步骤，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时，在资政院、各省督抚相继呼吁后，尊重民意，将立宪的筹备期缩短为5年。5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所以尽管还有一些人不甚满意，但大部分立宪党人也接受了这个决定，相继返回各省从事具体的政治建设去了。1910年下半年和1911年上半年的中国，应该说大致上风平浪静，除了孙中山革命党人发动一场广州起义外，各地其实都在期待着清廷平静进入君主立宪的新阶段。
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计划公布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原本风平浪静的中国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因为13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名出身皇室或皇族。是可忍孰不可忍，人们的满腔热情和诚意似乎被这个决定给亵渎了。改革的局限性、统治者的局限性在这里暴露无遗，一场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皇权既得利益者才是肇乱之源
国内外寄予如此重大期望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竟然在一夜之间弄成这个样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按照摄政王稍后的解释，任命百官是1908年宪法大纲赋予皇上的专权，任何人无权剥夺。至于大家都讨厌的皇室或皇族子弟在内阁中占有绝对多数，摄政王的解释是，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满汉之间在立宪之后就没有身份的不同了，除了皇室外，皇族这个特殊阶层也就不存在了，大家一律平等了，既然没有了满汉区分，何来皇族内阁、亲贵内阁这种说法呢?
如果仅仅从清廷特别是摄政王的立场上说，这两个解释当然是成立的，1908 年的宪法大纲确实规定了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只是此一时彼一时，那时的皇上是光绪帝，英明刚毅，现在的小皇帝刚刚离开襁褓，还没有上学，还没有起码的常识，如何能够援引先前的规定而继续垄断权力呢?即便立宪党人没有将这一层意思说穿，那你摄政王怎么就不能理解这一层呢?
至于第二层，满汉必将在立宪体制达成后自动消除，大家都不分满汉了，何来政治上的不平等呢?这个说法从满洲人的立场看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既然有满汉差异了，那么新出台的这个责任内阁为什么没有反过来，让汉大臣占绝对多数呢?况且在改革前，汉大臣在内阁在中央各部院中所占的比例大致是一比一，现在改革了反而弄成这个样子，这究竟让汉大臣情何以堪?这不是在用事实证明孙中山革命党人十几年来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是对的吗?
皇族内阁的出台时间是1911年5月8日，铁路国有化政策的出台是第二天，各地因这两件事情而发生骚乱也就从5月开始，但清廷直至9 月一直心存侥幸，一拖再拖，始终不愿让步和妥协。到了9 月中旬，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的保路运动发生流血冲突，僵持了4个多月的政治格局终于因流血而破局。10月10 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难，以军事哗变迫使清廷必须尽快做出抉择。湖北新军哗变的意义是清廷十多年来培植的国之柱石开始反叛，而这个反叛不是因为经济利益而是因为政治，因为新军将领和士兵对全国性的混乱已经看不下去，他们希望朝廷能够顺从民意、调整政策、恢复秩序，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体制。
不能说清廷对湖北新军的动向毫无意识，没有反应。清廷的反应是及时的，但从后来看，清廷的第一反应是与湖北新军的期待相反，不仅不对湖北新军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反而下令用镇压化解危机。结果危机从武昌一地向外扩散，长沙、太原等地新军相继响应湖北新军，宣布独立，加入向朝廷施压的阵容。不得已，朝廷起用下野三年的能臣袁世凯，并不断扩大对袁世凯的授权，至摄政王引咎辞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
应该说，清廷通过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而做出的让步是巨大的，这个让步如果在一两个月前发表，那不啻是人民之幸、国家之福。人民一定会发自内心山呼万岁。然而现在，第一，时间迟了。第二，清廷尽管宣布了十九信条，但其内部对于权力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满洲贵族也就是那些君主专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从阴谋论的立场解读人民的要求。
于是，最应该成为政治变革先导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反而成为障碍，成为中国再进步的阻力，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逆潮流而动，不但无法挽救大清，反而成为“小清”后来的负担或肇乱之源。所以，尽管辛亥参与各方在后来就政治变革达成比较圆满的妥协，对于皇族包括可怜的小皇上、隆裕皇太后等都给予尊严与优待，但对于满洲贵族尤其是稍后演变成宗社党的那一部分满洲贵族，则不愿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