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公元1378年，大明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年已半百的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家乡凤阳。坐镇南京城金銮殿的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军事人物，然而，当他的目光投向故乡时，这些政治军事元素全部褪去，他全部身心还原成一个孩子，在故乡面前，再伟大的人物，也永远只是一个孩子。朱元璋拿起镜子，镜子里出现一个孩子，却是一个容颜苍老，满头白发的孩子——“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
再也回不去当年的故乡了，他创建了明王朝，却再也挽不回当年的父母，当年的兄弟，当年的悲伤。五十岁了，故乡久违，要为自己的青春和地下的亲人写一些什么呢?朱元璋在泪光朦胧中提起了笔，“泪笔以述”，写下一篇《大明御制皇陵碑》，其实也相当于一篇人生自白，文字上的人生写真。
写真人生：不炫耀辉煌 只有苦难是最真实的。作为大明开国皇帝，富有四海的物质，也富有四海的文化，岂会缺少大学士大才子，然而，这一次，朱元璋决定自己动笔。因为，他知道，只有他这个从故乡的苦与痛中走出来的孩子，才能有效地与故乡沟通，与逝去的亲人交流，文人学士们过于精美的表述，反而形成沟通交流上的障碍。
正因为如此，在这篇纪念父母兄嫂的文字里，没有“儒臣粉饰之文”，没有所谓的天子降生，红光满屋的迷信记载，在死去的父母面前，还好意思讲这些不着边际，专门忽悠人的神话吗?再怎么忽悠，也不能忽悠父母之邦。朱元璋笔下出现33年前故乡的天空，没有一丁点积雨云，却飞满了蝗虫;又出现33年前故乡的大地，被蝗虫啃光了庄稼的大地，围绕在朱元璋的周围，朱元璋于是写下：“农业艰辛，朝夕彷徨。”这是人生写真，是家世的写真，朱家没有任何神圣之处，也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它也要接受天灾的淘汰，也要投入残酷的生存突围战，亲人们一个个倒下了，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生在故乡的大地，死在故乡的大地，却不能葬在故乡的大地，因为大地是“田主”的。
而“田主”对17岁的朱元璋“呼叱昂昂”，居高临下地呵斥他。读书不多的朱元璋，在这里引用了一句诗经：“田主德不我顾”，即《硕鼠》里的“莫我肯德”，不肯对这个有着丧父丧母之痛的少年施舍一点恩德。这是个人形象的写真：面对生存淘汰战，当初的他，毫无英雄本色，所能应对的只是自己的本色：哭泣，“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写真的笔法，记录了最原始的感恩心态：在小朱最无助时候，他也渴望别人施与一点点暖色调。就在无处可葬亲人时，邻居刘继祖慷慨献出尺寸之地，让朱家老人能在故乡的大地下栖身。“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刘继祖的义举让朱元璋直接感受到故乡大地的温暖，朱元璋对这种温暖，记住了一辈子，就在写碑文这一年，洪武十一年，九月，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
在写真的文字里，英雄的选择和一个普通乡民没有任何区别：逃荒，无助，“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趍跄”，早晚奔波，朝着有炊烟的地方跋涉，向着有钟声的寺庙行进，没有任何豪情壮志，人生的理想，除了求生还是求生。此时的朱元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成为彼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少年岁月的回顾，纯粹是写真的笔法，而到了他儿子朱棣的笔下，少年朱元璋却已与彼时的明太祖画等号，在明成祖所撰写的《御制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里，一户普通农家，成了“句容大族”，删减了饥荒和困苦，朱元璋只剩下神的形象：“威仪天表，望之如神”。看到后者，真是出一身冷汗，感谢朱元璋在此前留下了一个最写真的人生记录，否则，后人只能看到坐在神坛上的朱元璋，而神坛上的，就是失真的。
在朱棣写的《御制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里，父亲朱元璋的人生理想从来就是确定的，与朱元璋相匹配的平台，就是“天下”，和朱元璋相匹配的对应物，就是“豪杰”——“及天下乱，豪杰相率来归。乃焚香祝天，为民请命。”
而在朱元璋的写真文字里，其心路则大相径庭，他首先是一个不自信的孩子，“我何作为，百无所长。”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特长都没有，投靠亲戚，在世态炎凉的氛围下，只能自取其辱;孤身走天下，只有影子才是最忠实的伴侣。这个孩子，对自己能否生存下去，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何作为，百无所长”，完全是一个没有作任何准备就被抛入社会的孩子，他连像样的谋生特长都没有，遑论率天下豪杰，扭转乾坤?其次，他是一个充满着惶恐感的孩子，生存物质的匮乏，让他“心惊若狂”;一路奔波，无依无靠，他哪里有心思让天下豪杰来投奔，无非就是充满了对已故父母的依恋和哀思——“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只是悲情地呼唤着：我父，我母，你们在哪里?对于飘零的身世，对于不确定的前程，他充满了焦虑感和不确定感，如同沸腾的热水——“身如飘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更真实的是，他一度曾是一个不敢拥有理想的孩子。对于人生中第一次主动踏出来的一步，他也充满了犹豫，甚至懦弱得不敢做出人生的选择。朋友写信劝他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军，他的第一感觉是忧虑、恐惧，吓得不行，不知如何筹划——“既忧目惧，无可筹详。”这个孩子的成长，更多是被生存逼出来的，他对人生前景的规划，更多的是在痛苦地犹豫中做出来的。
在这些袒露心迹的写真文字里，没有豪情壮语，只有对亲情的眷眷不舍，当朱元璋能自己创业，带领一支队伍时，他的姐夫和外甥来投奔，他深情地写到了外甥见到他这个舅舅，就好像见到死去的娘亲，重聚的亲人扯着他的衣服倾诉——“驸马(姐夫)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 ”朱元璋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历史大事之外，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些人性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孩子和他真实的心灵，更看到一代英雄的真实成长过程。也为明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谣言粉碎机：学者陈学霖考证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其实，在这篇《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