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那些忠奸之辨的怪圈现象

  在古代政治中,有一类人被叫做奸臣,他们人数不多,能量极大,影响很坏。君主要是不幸任用了这样的人,轻者败坏朝政,重者国破家亡。在历史上,秦朝、汉朝、隋朝、唐朝都吃过奸臣的大亏,王朝的倾覆,跟奸臣当道关系不小。在此,拿隋朝的杨素做典型,看看奸臣是怎样败人家国的。

  隋朝开启了唐朝辉煌局面的先河,是中国历史上地位重要的王朝,但仅历时几十年就土崩瓦解了,一个原因是遇到了奸臣杨素。那么,杨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败人家国的呢?皇帝治国力戒任用奸臣,然而,芸芸众生,攘攘诸官,模样都差不多,人性又复杂多变,有什么办法可以辨出奸臣呢?隋炀帝跟唐太宗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为什么隋炀帝的周围没有一个忠臣,而唐太宗的周围没有一个奸臣?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皇帝说过:“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然而,人是世界上差别最大的动物,就能力来说,可分三六九等;就品德来说,可分上下高低,所谓“用人”,当然指的是任用有才能、有品德的人,绝对不能用坏人。在古代政治中,有一类人被叫做奸臣,他们人数不多,能量极大,影响很坏。君主要是不幸任用了这样的人,轻者败坏朝政,重者国破家亡。在历史上,秦朝、汉朝、隋朝、唐朝都吃过奸臣的大亏,王朝的倾覆,跟奸臣当道关系不小。在此,拿隋朝的杨素做典型,看看奸臣是怎样败人家国的。

  隋朝本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王朝,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几百年分崩离析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颇有建树。然而,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王朝为什么仅仅历时几十年就土崩瓦解了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碰上了杨素。杨素出身于北魏末年一个贵族的家庭,博学多才,仪表堂堂,出仕做官,如鱼得水,又跟隋文帝杨坚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在杨坚登基称帝、稳定政局、统一国家方面贡献很大,所以,他出将入相,成为隋初柱石一样的人物。史称:“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 按一般人的观点,这样一个成功人士,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杨素熟读经史,知道专制政治的险恶,虽然眼前荣华富贵,但伴君如伴虎,万一哪天皇帝翻脸,半生的努力随时可能化为乌有。为了永保富贵,就必须把皇帝牢牢抓在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讨得皇帝的好感。因此,他受命监工,在风景秀丽的岐山给皇帝盖了一座仁寿宫,修得奢华壮丽。修宫殿是隋文帝批准的,但修得如此奢华则是杨素的主意。宫殿竣工之后,隋文帝前往视察,勃然大怒。原来,隋文帝崇尚节俭,平素身穿打补丁的衣服,据说冬天冻得缩手缩脚也舍不得升火取暖,现在看到如此气派的宫殿,估计花钱不少,自然心疼不已;再加上得知施工过程中累死了不少民夫,更是火冒三丈。杨素吓得唯唯诺诺,不敢抬头。

  看来杨素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其实不然,别看他表面上战战兢兢,但胸有成竹。原来,隋文帝十分“惧内”,国家大政充其量只能做一半的主,所以,杨素私下里去见皇后,做出满腹孝心却遭误解的可怜相,甜言蜜语,再三蛊惑。皇后满口应承,最后隋文帝果真再没说什么,反而赏赐给杨素不少财物。奸臣的惯用伎俩是引导皇帝骄奢淫逸,然后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杨素也是这样,他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高颎。高颎是开国功臣之一,功绩卓著,身居高位,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质,深受皇帝的信赖,并且曾在仕途上提携过杨素。但此时成了竞争对手,也就顾不上情面了,杨素苦苦寻找着高颎的把柄,终于找到了打击他的借口。

  这事儿也得从隋文帝“惧内”谈起。在中国历史上,身为皇帝却长期一夫一妻的,隋文帝可能是第一人,或者是唯一的一个人。隋文帝早年发迹之前,娶了现在的皇后,小夫妻感情极好,曾手拉手发过誓,要相亲相爱一辈子。此后,在隋文帝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皇后出谋划策,多次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堪称当之无愧的“贤内助”,还给隋文帝生了五个儿子。但她生性跋扈,即使丈夫成了皇帝,依然要对她百依百顺。每天夫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清晨,皇后把皇帝送到朝堂,皇帝在里面召见大臣,皇后就在殿外等候,一退朝立即领回寝宫,总之,尽量把皇帝控制起来,防止“红杏出墙”。隋文帝虽然发过“从一而终”的誓言,但那毕竟是过去的事,现在身为皇帝,怎能甘心被“买断”。终于有一天,隋文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跟一名宫女发生了关系,随即“奸情”暴露,宫女被皇后处死,皇帝被痛斥。

  隋文帝爆发了,试问满朝大臣哪个不是三妻四妾?自己身为皇帝却只能“望梅止渴”,已经让大隋王朝的男性臣民笑掉了大牙,现在连“女朋友”都保护不了,这个倒霉皇帝还干个什么劲儿!隋文帝拍案而起,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离家出走!皇后大怒,立即让高颎、杨素等人前去追赶,一直追到一个破庙里。隋文帝哭得死去活来,坚决不回家。高颎情急之下说了这样一句话:“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 当然,隋文帝哭够了,抹着眼泪被大臣带回了皇宫,给皇后赔礼道歉,并重新信誓旦旦之后,获得了谅解。事态平息了,但高颎倒霉了。杨素向皇后报告:高颎骂她是“妇人”。此时皇后年纪不小,说是“妇人”也并不错,但语涉轻佻,明显含着不敬的意思,皇后当然生气。皇后不满高颎,高颎的官就算做到顶了。后来又因其他过失,新账老账一起算,罢了高颎的官。附带指出,隋文帝死后,杨素索性害死了高颎。高颎的失势堪称是隋帝国的重大损失,几十年后,唐朝君臣提起高颎的下场,依然惋惜不已。

  杨素用这样两面三刀的伎俩整倒了不少大臣。隋朝初年,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史万岁,他率兵防守边关,打退了突厥的进攻。但杨素却跟隋文帝说突厥本来已经臣服,此次也不是入侵,而是来放牧,要不然怎能被打得大败,史万岁此举就是想邀功请赏,不信陛下等着瞧吧。史万岁打了胜仗,部将也牺牲不少,如果朝廷不予嘉奖,将来还怎么带兵,所以,他等不来朝廷的嘉奖,只好进京求见隋文帝。隋文帝这时刚废太子不久,正在气头上,杨素又造谣称史万岁进京先去朝见“太子”,激怒隋文帝。果然,史万岁来到殿上,刚说了一句:“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 隋文帝立即勃然大怒,让卫士把史万岁拖下去活活打死。可怜的史万岁十几岁从军,戎马一生,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杨素陷害异己,打击功臣,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叙述。与此同时,他重用亲戚、亲信,几个儿子虽然年幼无知,也受封为官。自己的弟弟杨约打小淘气,从树上摔了下来,损坏了“要害部位”。杨素决定人尽其才,把他送进宫内做了太监,权势不小,兄弟内外呼应,对朝政具有了一定的支配权。

  杨素知道隋文帝年龄越来越大,一旦新皇帝上台,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家族,为此,他利用皇帝对太子不满的机会,策动隋文帝换掉了太子。本来,隋文帝的太子是皇长子,但确实不太收敛,他喜好奢华,这点不像他爸爸;又四处沾花惹草,惹得身为皇后的妈妈也十分不满。于是,杨素趁机进言,促使隋文帝和皇后下决心废了太子,改立皇次子为太子。杨素的如意算盘是满足皇次子梦寐以求当太子的愿望,让他对自己感恩戴德,从而永保荣华富贵。在这一过程中,杨素勾结皇次子,打击政敌,不仅皇长子被废为庶人,还诬陷本来不相干的皇四子,说他奢侈过度,违反制度,甚至捏造事实,说他心怀不满,赌咒父皇,结果皇四子也被废为庶人,受牵连被杀的官员多达几百人。

  隋文帝的五个儿子是一母所生,这在古代帝王家十分罕见。为此,隋文帝十分自负,曾断言不会手足相残。谁想到老子还没咽气,儿子之间就打得头破血流,这场悲剧的导演就是奸臣杨素。而隋文帝还被蒙在鼓里,以为杨素忠心辅佐,不断给他赏赐。此时皇后已经去世,隋文帝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弄了几个年轻的女子,利用生命中的剩余时间尽情地享受着生活。仁寿四年(604)七月,精力透支的隋文帝病倒了。已经成为太子的皇次子希望父皇的病不要好转,就此一命呜呼算了,于是,给杨素写了封信,请教政权交接的问题。杨素马上回信,一条条列举得十分清晰,但信使稀里糊涂,把信送给了隋文帝。隋文帝看后终于发现自己被骗多年,气得浑身发抖。恰巧这时宠妃陈夫人外出如厕,撞见皇次子在院子里窥探。这场面该有多尴尬,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候皇次子将怎样表现呢?谁都想不到,皇次子居然一把抱住了父亲的爱妃,要……陈夫人又哭又喊,皇次子只好放手。陈夫人跑回隋文帝身边哭诉。隋文帝一面大骂皇次子是畜生,不足以托付大统,一面召已经被废为庶人的皇长子前来。

  此时杨素就在隋文帝身边,他头脑还算清楚,知道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皇次子的太子地位即将泡汤,自己的阴谋也即将败露,他一不做二不休,立即起身去见皇次子,把皇帝改主意的信息告诉了他。皇次子也惊得目瞪口呆,怎么办?年轻的他没了主意。杨素心一横,下令宫中戒严,逮捕前去召皇长子的人,然后领着皇次子前往隋文帝的寝宫,将隋文帝身边的随从全部赶走……隋文帝随即“驾崩”了。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刚刚咽气,皇次子就派人给拒绝他的陈夫人送来了一个小盒。陈夫人以为是毒药,哭得死去活来,不敢打开小盒。经人一再催促,战战兢兢地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放着几枚“同心结”。陈夫人又放声大哭,最后被押送到皇次子那里奸淫。这位皇次子简直禽兽不如,他在历史上“名气”不小,不过人们往往不称其名,而是叫他的谥号——隋炀帝。隋炀帝上台后,荒淫无耻,挥霍奢侈,穷兵黩武,搞得民怨沸腾,天下大乱,十几年后,王朝崩溃,他死无葬身之地。而杨素死在此前,还算善终,不过,后来他的儿子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全家被灭门。几十年后,唐朝修《隋书》,谈到隋朝灭亡的原因,说了这样一句话:“究其祸败之源,实乃素之由也。”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隋炀帝和唐太宗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二人在年龄上仅相差三十岁,然而,隋炀帝的手下没有一个忠臣,而唐太宗的手下没有一个奸臣;并且,隋炀帝的奸臣投降“起义”之后,到了唐太宗的手下,反而转变成了忠臣。比如,裴矩就是这样一个人。裴矩是隋炀帝信任的大臣之一,主要功绩是为国家经营西域(今新疆等地),为此多次往来于西北,居官较为清廉,学问也不错,史称“学涉经史,颇有干局”。 从“奸佞”的角度来看,他给隋炀帝出过两个“馊主意”:一是征高丽。这事儿属于国家战略问题,就事论事,未必可以上升到“奸佞”的高度。但连年的战争大伤王朝的元气,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间接成为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来,裴矩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谅解了。另一个馊主意确实有悖人伦,说裴矩是奸佞一点不冤。事情是这样的,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隋炀帝长期赖在江都(今扬州市)不回,苟且偷生,醉生梦死。但隋炀帝身边的御林军的官兵为数不少,长期离家在外,难免思念故乡妻子,以致军心浮动,士气不稳,逃亡的事情时有发生。

  据《隋书》记载,隋炀帝也为此苦恼,曾向裴矩问计。裴矩说:“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 也就是说,你在江都一住就是两年,御林军(笔者按:隋朝的骁果军即御林军)的官兵都是孤身一人,长期漂泊在外,怎能安分守己呢?干脆让他们在这里再成个家算了。隋炀帝喜出望外,连称“奇计”,并且让裴矩操办这事。于是,裴矩派人到处抓寡妇、未婚少女,甚至连尼姑也抓了不少,让士兵随意挑选。士兵对裴矩感恩戴德,但江都百姓备受蹂躏。后来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朝亡国。裴矩不断“跳槽”,转投了几个主子,最后成为唐太宗的重臣,官至民部尚书。唐太宗跟隋炀帝截然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君主之一,他励精图治,谦虚纳谏;裴矩也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干得有声有色。

  某日,唐太宗想考察一下吏治的情况,看看官员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表白的那样奉公守法。怎么考核呢?唐太宗私下拿出一些钱物,派人分头向官员“行贿”。如果官员拒绝接受,将委以重任;否则,要严加处罚。试验的结果喜忧参半,多数官员拒贿,但个别官员收下了财物。唐太宗大怒,要严办受贿者。裴矩得知消息,赶紧规劝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裴矩的意思是说:当官受贿,当然有罪,但陛下“钓鱼执法”,栽赃陷害,也不符合用道德来引导,用制度来约束的基本原则,岂不是以错纠错?唐太宗冷静一想,也认为裴矩说得有理,不仅收回了成命,还赏赐表彰了裴矩。

  由此可见,裴矩在隋唐两朝可谓判若两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司马光的论述令人豁然开朗。司马光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这话的意思是只要君主圣明,群臣自然正直。裴矩在隋朝是奸佞之徒,在唐朝就是忠诚的人,难道是他的本性有所改变吗?君主不愿意听到逆耳之言,就会把忠臣变为奸臣;相反,君主如果喜欢得到不同的意见,就会把奸臣转变为忠臣。司马光提出的“君明臣直”这个观点很有价值,他把臣子忠奸转化的契机归结为皇帝的好坏,确实颇有见地。一般说来,人性中往往善恶并存,当然,有的人“善”的一面居多,有的人“恶”的一面居多,但最终会成为君子还是小人,外部的诱因也很重要。从主观上来说,确实有的人品德低下,比如唯利是图、不讲信念、反复无常、投机钻营、嫉贤妒能、阴险狡诈、生性狠毒……但并不意味这样的人一旦身居高位就必定成为奸臣。如果没有奸臣繁殖的土壤,他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利用自己的才干做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

  总之,品德低下的主观因素是奸臣产生的内因,而昏君当国便为奸臣的肆虐提供了条件。在古代社会,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普天下的统治者,也是人们的精神偶像;皇帝不仅把握着国家大臣的祸福荣辱,还统摄着臣子的精神世界。臣子希望讨得皇帝的欢心,本来不错。如果皇帝荒淫无耻,玩物丧志,奸佞之徒自然前来逢迎,引导君主走向罪恶的深渊;相反,皇帝如果兢兢业业,日思夜想把国家治理好,欢迎大臣们提意见,满朝大臣也会绞尽脑汁,谋划安邦治国之策。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深奥,老百姓都知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俗语,而且,在司马光之前,唐太宗也说过:“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只不过唐太宗没有像司马光那样做出过系统的阐述而已。

  由此看来,忠奸之辨这个困扰帝国政治达千年之久的难题有点儿庸人自扰,只要皇帝励精图治,根本不会出什么奸臣;相反,皇帝昏庸无道,奸臣就会层出不穷,辨来辨去,有何意义呢?不过,“君明臣直”这个理论也有局限,它虽然指出了奸臣产生的根源和忠奸之辨的徒劳,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要实行皇帝制度,就免不了出现昏君。因为一则君位世袭很容易造成昏君,二则皇权至高无上为昏君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于是,昏君层出不穷,奸臣也就前赴后继。要想使忠奸之辨永远成为历史,关键是废除皇帝独裁的体制,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让坏人不敢为恶,那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这又绝非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所能企及了。可见,古代帝国的政治充满了纷扰,也不乏无病呻吟的徒劳。当然,不能因此就得出一概抹杀、一团漆黑的结论,其中,中国皇帝曾创造出一种世界领先,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选官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是以保障皇权顺畅运转为前提的,但对社会大众的积极影响也不可低估。从此,寒窗苦读的学子有了奔头,皇帝多了一种选拔、控制社会精英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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