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的著作中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并受到明将袁崇焕的讥讽。
据史料,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的威力非常大,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明朝史籍记载,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专家分析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由此再反观明朝史籍,其中有关宁远战事的某些记载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那么他的真实死亡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