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1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发现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据说是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存。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是考古人员研究史前的重要史料。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31日对记者披露，该所日前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境内发现一处重要遗存——距今8400年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陈永志强调该遗址的重要性称，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该遗址为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及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这处遗址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三面山丘环绕，呈簸箕形状。考古人员2015年度发掘的面积为700平方米，清理房址9座，房址呈圆形，均为半地穴式，直径2.8米至4米不等。
出土器物1500余件，其中大部分为石器，有较少量的骨器、陶器。
据悉，该遗址属于小型村落遗址，房址未发现灰坑，表明当时的生活资料还不丰富。
遗址内发现的生产工具均为打制石器，同时还发现较多的石器废片，说明石制品加工是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生产活动之一。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兽骨和生产工具判断，这里生活的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隋唐英雄传》中的燕云十八骑由罗艺率领，和虎贲军一样骁勇善战，但是十分神秘，每人都带着面罩，可以说是一支精英部队，由有十八个人组成。历史上没有真正记载过燕云十八骑，只是在史书中偶有提到十八骑，电视剧传说都将这些人物神话了。
《隋唐英雄传》燕云十八骑
燕云十八骑是由靖边侯罗艺领导的骑兵部队，相传他们总共由十八个人组成，他们身着寒衣，腰佩弯刀，脸带面罩，头蒙黑巾，只露双眼，外身还披着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马靴配有匕首，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十八只，同时都配有清一色的圆月弯刀。
燕云十八骑一般都是在大漠活动，很少进入中原。神出鬼没，并且个个都带着面罩，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燕云十八骑每次出现时，都将给蛮族带来一次惨绝人寰的大杀戮。快如风，烈如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强弓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未尝一败。
突厥大举入侵罗艺统治的北部边疆杀掠，罗艺率燕云十八骑偷袭，将突厥打得大败。在突厥退兵途中，罗艺以燕云十八骑为先锋，数千骑兵跟进，再次大败突厥，罗艺一直深入草原追到突厥辽部的驻地，将突厥辽部几万男女老少全部杀死，一个不留，从此以后突厥视“燕云十八骑”为魔鬼，罗艺因此身名大震。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司马懿，首先他是个奸臣。
前不久热播的《军事联盟》和《虎啸龙吟》在一定程度上对司马懿进行了美化。"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大军师司马懿》剧照
如何认定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奸臣，我以为，权大而盗即为奸。也就是说在权力膨胀的前提下，一个人想着盗窃更大的权力，这里的盗窃也就是篡权。
陈娇评价司马懿：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也就是说作为朝廷的栋梁和主心骨司马懿是毋庸置疑的，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公元251年八月，这一年司马懿73岁，一代枭雄司马懿总算要走向了生命的结尾。据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叫到床前对他们提到"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善理国政，辅帝平神州，慎之!慎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司马懿到死时才真正显示出自己一丝的忠心吧。
提起多尔衮，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气甚至比皇太极还要大，多尔衮确实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正是在多尔衮的力主下，清朝才入关占领整个中原地区，可以说在清军入关这件事情，多尔衮是有绝对的功劳的，如果没有多尔衮可能清朝入关没那么顺利。
除此之外，多尔衮年轻的时候降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在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登基这件事情上多尔衮也有拥立之功，那么问题来了，多尔衮那么厉害，努尔哈赤也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立多尔衮为太子呢?
1、渔猎民族立国，崇尚的是实力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好多部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都属于明朝奴儿干都司管辖，到了努尔哈赤发布了七大恨，凭借十三副铠甲起兵，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
请注意，这里努尔哈赤是称汗，这个跟之前的匈奴、突厥还有蒙古都是一样的传统，这个大汗虽说跟中原皇帝类似，但实际上仍然是谁的实力强大谁就是老大。
大汗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或者是谁有实力谁来当这个大汗，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年后，努尔哈赤正式称皇帝，大汗可以推举，皇帝可是家天下。
但毕竟从努尔哈赤开始称帝，女真人还是很崇拜有实力的人，很明显，当时的皇太极比多尔衮有实力。
2、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太子
努尔哈赤有个长子叫褚英，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凭借多年战功，一度是早期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
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努尔哈赤发现了这一点，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
随后努尔哈赤立代善为太子，代善虽然在后金的建立过程中有汗马功劳，但是却因为区别对待前妻儿子遭到努尔哈赤的训斥，并以此为理由废黜了代善，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就没有立太子。
皇太极虽然是第八子，但凭借政治才能和军功逐渐获得了努尔哈赤的信任，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皇太极被拥立为皇帝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平衡。
3、年龄也是最大的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深受努尔哈赤喜欢，所以努尔哈赤在废黜代善以后，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此时的多尔衮才八岁，虽然拥有显赫的地位，显然并不能让八岁的多尔衮拥有实权。
当皇太极1626年即位，此时的多尔衮才15岁，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当时后金那么多部落，实力人物较多，关系错综复杂，15岁的多尔衮是无法压住局面的。多尔衮也是后来才崭露头角的，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孩子。
如果多尔衮比皇太极大，说不定多尔衮就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了，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刘炟生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生母是贾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二月十九日，刘炟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岁。刘炟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很受父亲汉明帝的器重。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尊嫡母皇后马氏(明德皇后)为皇太后。同年八月十六日，葬汉明帝于显节陵。十月初二日，大赦天下。
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刘炟在章德前殿去世，时年三十一岁，谥号孝章皇帝，庙号肃宗。遗诏不起寝庙，一概依照安葬汉明帝的制度。同年三月十八日，刘炟被安葬于敬陵(今河南洛阳东南)。
政宽刑疏：史称，刘炟忠厚仁义，笃于亲系，其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譬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刘炟废除这项制度。但是，刘炟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从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却把这些负担都转嫁到百姓头上。可见，刘炟之宽疏，并非完全建立在制度原则之上。
刘炟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也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灾祥谶纬之学上。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刘炟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百姓;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刘炟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禁除酷刑：刘炟在位期间，行宽厚之政，废除了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亲属皆受牵连的法令，改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批准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
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提倡儒学：建初八年(公元83年)，选高材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继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维护丝路：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诸部归服，中央政府在该地建立都护府。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刘炟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汉章帝刘炟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刘炟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刘炟是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刘炟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在西域生活多年，他有些依依不舍，西域人民也爱戴和尊敬他。听说班超要回国，疏勒国人民惊惶不安，因为班超对付匈奴有办法，班超一走，又要永无宁日了。疏勒都尉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尔归!”说罢，即引刀自刎。
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只好拨转东行。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坐骑的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刘炟，请求他留屯西域。刘炟同意了班超的请求。
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大汉。建初六年(公元81年)，班超在疏勒上书汉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刘炟支持了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
斯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刘炟大喜，立即命令他为假司马，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为强大，班超又请求汉章帝刘炟遣使慰问乌孙国王，刘炟同意派遣使臣前往乌孙。
乌孙国王非常高兴。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乌孙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刘炟觉得非常称意。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以后的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道路。
刘炟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此时，思想活跃，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刘炟还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光武帝之施政方针，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
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而且刘炟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总之，刘炟仍然是东汉早期数得着的一代明君。
刘邦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国皇帝，都实行分封制，封王。在封王的问题上，刘邦大封功臣为异姓王，而朱元璋却做得很绝。
当年，因为异姓王的问题，刘邦吃了不少苦头;而今，朱元璋汲取刘邦的教训，异姓王一个也不封，尽管他们功勋卓著。朱元璋时代，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等，皆为追封。
朱元璋定下的这条规矩，后世严格执行，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二百七十余年间，朱氏宗室可以封亲王、封郡王，外人没此资格。
当然，凡事没有百分百的绝对，朱棣时代就有一个特例。不过，此人不是汉人，不是靖难功臣，而是一个投降明廷的蒙古人——也先土干。
也先土干，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太保、恒阳王也先不花的六世孙。也先土干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时，元朝已经覆亡，进入北元时期。自称大元朝太师的阿鲁台，是北元头号权臣，对外与明朝屡和屡战，成为朱棣的头号大患;对内党同伐异，一手遮天，不少官员叛逃。也先土干就是一位叛逃者。
也先土干“素桀黠，为阿鲁台所忌”(《明史·金忠传》)，留在北元只能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几为害者屡矣，危不自保”(《明太宗实录》)。迫不得已，也先土干只能南下，带着全家及部属投降明帝朱棣。
《明史·金忠传》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北征，在抵达上庄堡，金忠率妻子部属来降。明成祖赐其姓名，封忠勇王”。《明史·成祖本纪》载，二十一年“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可知，也先土干投降后被赐名金忠，封忠勇王。
由也先土干而金忠，也先土干臣服于朱棣，且有了汉姓、汉名，已然经大明帝国的子民。自明朝建国以来，金忠(也先土干)是第一个异姓王。
金忠虽投降明廷，但寸功未立，何以封王?笔者认为，其一，金忠此前是蒙古(鞑靼)王子，而今封王，似当匹配;其二，“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明史·金忠传》)。朱棣御驾亲征，劳师动众，却一无所获，未免懊丧忧烦。金忠来降，如雪中送炭，朱棣能不高兴吗?
忠勇，非地名，非城名，是一个誉词。虽然封王，但金忠这个王既非亲王，也非郡王，而是一个虚王，一个没有封国、没有地盘的名誉之王。所以，金忠这个忠勇王地位不高，位列公侯之下，“赐冠带织金袭衣，命坐列侯下”(《明史·金忠传》)，“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明太宗实录》)。
既保住性命，又受到礼遇，金忠感动地热泪盈眶，“大明皇帝，真吾主也”。收服了金忠，朱棣终于可以对全国臣民有个交代了，于是宣布胜利班师，一路上大张旗鼓。金忠哪见过此等场面，“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回京后，金忠又得到奖赏，“赐忠勇王金忠诰劵、金印、朝服……”(《明太宗实录》)。
因对阿鲁台有切齿只恨，金忠多数请求充当先锋，攻打阿鲁台。挨不住金忠再三请求，朱棣于次年再次御驾北征，不但一无所获，反而亡命于半途。
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即位，继续优待金忠，加太子太保，给两份俸禄。仁宗死后，宣宗即位，金忠仍旧受到器重，被称赞是西汉匈奴降臣金日磾似的人物。
西汉的异姓王，能得好死的寥寥无几，而金忠却得以善终。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金忠去世，“其卒也，上甚悼惜，赐赙祭命有司治丧葬加厚焉”，并褒评其“忠勇悍善战，晓道理”(《明宣宗实录》)，哀荣不错。金忠之后，大明帝国再无异姓王。南明小政权时，时局混乱，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异姓王，如延平王郑成功、平辽王孙可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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