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鲁迅发现了这个“笔误”后,于1926年11月23日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鲁迅在信中写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一次,于立群想用隶书录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万方乐奏有于阗”一句,谁知不慎把前三字写成了“万方春”,便打算废掉。这时郭沫若在一旁将这张废字纸重新铺在案上,略思片刻,便也用隶书写成了一对联:“万方春色;千顷湖光。”联语突兀见奇,顿添风采,虽是戏笔,却别有一番风趣。书法大师费新我有一次在一群客人面前书写唐代诗人孟浩然的 《过故人庄》一诗,当写到“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的时候,不留神漏掉了一个“话”字。费新我发现“笔误”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坦然自若地在诗后用小字补了“酒后失话”四个字,点明笔误,以示阙如,并加以告诫和表明歉意。补漏成巧,起死回生,观看的客人见此,无不拍手称妙。
民初名画家郭祯擅长画花鸟。有一次,他绘桃花图和黄鹤图各一幅赠友人,并请著名书法家赵平题诗配画。在桃花图上,赵平误把“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桃”字写成了“梅”字,在黄鹤图上,又误把“黄鹤楼中吹玉笛”中的“黄”字写成了“白”字。写成后,赵平发现“笔误”,灵机一动,就在“人面梅花相映红”下补上了一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在“白鹤楼中吹玉笛”下补上了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补得十分自然又妙趣横生。
当代诗人孔孚的题为《峨眉·古德林漫步》的诗在台湾的《创世纪》上发表后,他收到样刊一看,既喜又惊,因为诗中的“字间杂有鸟语”一句,竟被改成了“字间染有鸟语”。由于改“杂”为“染”使诗意更浓,所以孔孚赞扬说:“改得好,改得好,胜我多多矣;一个‘染’字,既可听鸟语,也染得绿色满纸了。”后来在打探是何人改“杂”为“染”时,才知道竟是排版之错误,于是孔孚又说:“天下奇事多有,竟有错字错得较我原字更妙者。然错字为我增色,亦我师也!”
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马莱·布雷,一生治学严谨,常亲自校对自己的书稿,特别是对于一些数据,更是一丝不苟。他的一部书稿在介绍一座山峰时,绘出的高度是海拔36000斯托帕(法国旧长度单位)。在校对时,他发现36000写成了360000。他标明错误后排字工人不但没有改正,反而又多加了一个“0”。马莱·布雷在盛怒之下,在这个数字旁边写道:“应该是36000,畜牲!”最后印出来的书竟这样写道:“这座山峰海拔3600000斯托帕,上面栖息着36000种畜牲!”对此,世界地理学界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