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代的中日关系主要是围绕倭寇、朝贡和抗倭援朝这三件大事展开的。其中,倭寇最让明朝政府和百姓头疼,从朱元璋(1328—1398)建立明朝开始,倭寇就来骚扰,几乎与明朝的存亡相始终。
虽然接到倭寇侵犯的报告后,朱元璋怒发冲冠,为杜绝倭害,有派兵征讨日本的打算,但由于明朝刚刚建立需要休养生息,而且北方元朝势力还比较强大,他感觉还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于是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认为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日本政府(应该说是九州岛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或默许,所以决定遣使直接和日本国王交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明使一开始到达的是日本九州岛,当时怀良亲王(《明史·日本传》写作“良怀”)割据九州岛。朱元璋与怀良亲王的几次使节往来非常不顺利,直至最后朱元璋一怒之下决定与日本断绝关系。关于这部分,历史讲坛的另一篇文章中有详细介绍(《朱元璋为何要求后世子孙与日本断交?洪武年间的中日恩怨》)。
不过,《明史》却多次记载说日本来朝贡了。例如,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日本人来贡;“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接着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都有所谓的日本使节来,几乎是年年入“贡”,岁岁来“朝”,但因他们几乎都没有表文、国书,如此无礼!朱元璋拒绝接纳。
有时来朝的“日本使节”纵携带有“书”、“表”却言“词不诚”。
所谓的“日本使者”不带表文的原因是,真使者不带表文是不想在称呼上为难(即称臣与否,不带,可以回避称臣),“倭寇”冒充的假使者自然没有。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日本海盗形象图
可见那些朝贡者多是一些“不得间”日本“海盗商人”。他们经常到中国或朝鲜进行贸易,往往很不景气,日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倒是他们想购买的东西太多,当自己的货物没有出售而无钱购进的时候,他们一旦发现沿海官府和中国百姓没有防备,就摇身一变成为海盗,抢劫沿岸中国居民。如果看到沿海中国百姓有所防备时就贸易,一旦遇到官兵就说他们是来朝贡的,“戎器”竟成了贡品。
狡猾的倭寇和一些日本商人知道,明朝政府像中国历代专制政府一样甘心做赔本生意“朝贡贸易”,于是,他们就利用了中国帝王的自大心理,在不便抢劫的时候就冒充是日本政府的使节入贡,所谓“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是也。在明朝史书中有许多关于日本使者来明朝的记载,其中几乎有不少是所谓“贪商冒名之徒”一时的急变,根本没有携带国书、表文。他们是冒牌货,哪里有表文?
纵观整个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贡使节和海盗之间的身份总是很暧昧,或者表现得很暧昧,这也不仅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盗贼流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强盗习气,在一些明人的眼里日本大使与倭寇往往没有分别。如宁波争贡时的日本使节,摇身一变就是海盗。
中国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贡使“变身”为海盗的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记载:
明景帝景泰四年,日本“贡使至临清,掠居民货”。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移书朝鲜王,令转请遣使谢罪,廷议使臣不得仍前肆扰”。
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伤人于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国王“源义高遣使来京,还至济宁,其下仍持刀杀人,诏严防禁”。
以上史实可见,明朝防日本贡使亦如防盗一般。
日本海盗形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