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
“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
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
“明日,秦人皆趋令”。我们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每次想起谭嗣同临终前的这句留言,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