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英雄的失败者,你都会想到谁?
自古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胜败之别。 李煜,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做了十多年皇帝之后被北宋的赵匡胤所灭,在投降北宋的三年后的七月七日,李煜莫名的死去,虽然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诗词方面却是个神话。 ...
自古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胜败之别。 李煜,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做了十多年皇帝之后被北宋的赵匡胤所灭,在投降北宋的三年后的七月七日,李煜莫名的死去,虽然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诗词方面却是个神话。 ...
年羹尧(1679年-1726年)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
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
但次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
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
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
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
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于是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直至后来逐渐失宠获罪,被雍正赐死,是何缘由让年羹尧落得如此下场?
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羹尧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
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
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
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竟相奔走其门。
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
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
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
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次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遭年羹尧、赵之垣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
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
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
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
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
三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羹尧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
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
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
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
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做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
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
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
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
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
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
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罪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在我国封建史上有诸多统治者,其中,谁是英雄谁是奸雄并不是我们能凭流传下来的史料所能评判的,毕竟,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这也就造成了后来的史学家在评价某些统治者的时候众说纷纭。
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位皇帝,不论他们生前做过什么,最终,都未能闯过“美人关”,一生所向披靡,死因却都跟漂亮女人有关。
他们就是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和大蒙古国可汗铁木真。
谈起这两位帝王的军事才华,无疑是十分出众的,生平都没打过什么败仗,都死在宁夏银川这个地方。一个本地皇帝被儿子割去了鼻子死了,一个远征至此被王妃活生生咬死了,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定都兴庆,修建宫殿,设立文武两班官员,创造西夏文,并颁布秃发令。先后派遣军队攻击并占领了瓜州、沙州、肃州三个战略要地。另外,晚年沉湎酒色,好大喜功,导致西夏内部日益腐朽,众叛亲离。据传,李元昊的妻室凡七娶,一说五娶,实际有八人之多。
李元昊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西夏国缺乏一些先进思想的教育,作为一国君主,见到自己的儿媳没藏氏生的倾国倾城,居然,用强硬手段从自己亲生儿子宁令哥手中横刀夺爱,最终,这件事成了他的死因之一。
绝色美女没藏氏被收入后宫后,李元昊逐渐喜新厌旧,看前任皇后野利氏越来越不顺眼,后来,野利氏含冤入冷宫。此举也彻底激怒了宁令哥,因为,宁令哥正是野利氏的儿子。妻子被父亲霸占,母亲又遭到父亲的不公平对待,宁令哥在怒火中以牙还牙,做出一件更加丧尽天良的事——弑父。
盛怒下的宁令哥与娘家亲戚野利浪烈冲进李元昊的皇宫,发誓要手刃自己的禽兽父亲。野利浪烈在与卫兵的激战中被乱刀砍死,在其拼死掩护下宁令哥提刀直入内宫。此时已到了深夜,李元昊纵情声色,喝了个烂醉,被闯进来的儿子砍了两刀,第二刀更是直接割掉了鼻子。
可以说,李元昊这辈子砍掉了不知多少敌军的鼻子,可是,他终究没想到自己也有被砍掉鼻子的这一天。受了重伤的李元昊没能活过第二日,在愤怒和惊吓中过世了。这位征战无数的西夏开国君主,并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间接死在了女色上,杀死他的还是自己的骨肉,这个结局可谓是令人唏嘘。
之后,宁林格后因弑父之罪被处死,其幼子谅祚继位,上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后来,蒙古国的建国者——铁木真,带着自己的铁骑来到了西夏,一路攻伐,顺利蚕食了西夏大部分疆土,使西夏只剩国都中兴府这块领地。铁木真一生曾六次发兵讨伐西夏,这次眼看着自己就要将西夏纳入蒙古版图,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铁木真却因某种原因暴毙了。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后人们提出了许多推测,其中有种说法比较有意思,那就是:铁木真死于西夏王妃之手,而且,还是咬死的。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野史《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连战连捷,西夏方面不得不献上一批漂亮女人乞求投降,这群美女中有位绝色王妃。好在,这位绝色美人让成吉思汗十分中意,甚至,要立她为蒙古王妃,并迫切的在当夜临幸了这名女子。然而,这位倔强的西夏王妃对蒙古深恶痛绝,国仇家恨之下将怒火发泄在铁木真身上,正当铁木真对她动手动脚的时候,一口咬掉了铁木真的命根子。
最终,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下身血流如注,在当天晚上就十分憋屈的死了。
成吉思汗弥留之际,妥善安排了后事,包括隐瞒自己死讯在内,让部下在西夏投降献出中兴府后,将西夏国都里的军民屠杀殆尽。最终,西夏就这么覆灭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然而,铁木真最终都没有看到这一幕。咬人的西夏皇妃自然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蒙古人饶恕,于是,她选择了投河。
然而,成吉思汗在死前已经六十多岁了,发生的这事儿又十分尴尬,根本没法公诸于众,所以,外人对个中细节无从得知。
这两位的传说简直是古代风流韵事中的极品,身份同为皇帝,都是好色之徒,都因女人而死且死因尴尬,凑巧的是,还死在了同一个地区。
除了这些,李元昊和铁木真这辈子在各自的征战中都未尝一败,李元昊建国后,周旋于宋、辽之间。与宋朝打过四次战役,都胜利了,有几次甚至还能称得上是“以少胜多”,在跟辽国作战期间更是一举击败了辽兴宗。不论这人有多暴虐无道,在军事上的才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铁木真就更厉害了,据统计,成吉思汗一辈子打过六十多场仗,除了一次主动撤退外,根本没败过,使得蒙古铁骑之名传遍了世界。甚至,英国史学家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说:“蒙古人的征服故事确实是全部历史中最出色的故事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范围上不能和它相比。在散播和扩大人们的思想以及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上,他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 …
并且,在李元昊和成吉思汗死在西夏后,后人都说:西夏这个地方盛产美女。的确,毕竟这两位强横的霸君最终都栽在了西夏美人手上。
文/妫满聪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他的真实写照吗?前半句是对的,诸葛亮父母双亡后,随叔父从老家琅琊来到九江,随后辗转荆州,最终躬耕于南阳,的确是苟全性命。然而,后半句是不对的。
在个人的品牌塑造过程中,诸葛亮是极为用心的,一句“自比管乐”得罪了很多知识分子。当时的荆州,是少有的安定之所。在刘表的治理下,相对安定,所以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避祸荆州。诸葛亮的名气是通过这些知识分子传播出去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以“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大致定位了诸葛亮年少轻狂的时候,在当时知识界的名气是“没有人认可的”。不过,陈寿又加了一句“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 ,谓为信然。”
这句话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诸葛亮能出山辅佐刘备的关键人物。正是他们俩的推荐,以及玄乎乎的吹捧,让刘备相信了诸葛亮,并邀请他出山。此后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暂且略过,直接讲诸葛亮辅佐刘禅时发生的事情。
诸葛亮丞相开府不久,李严就劝他加九锡、称王,诸葛亮书面回答道:“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赐禄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达,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
李严劝他加九锡,其实是暗中试探他是否想称帝。如此大逆不道的试探,诸葛亮应该责罚他或杀掉他。然而,诸葛亮并没有表示生气,而是说,杀掉魏明帝曹睿,天子回到国都,别说九锡了,就是十个也可以接受。
历史上,凡是加九锡的权臣基本上都称帝了,即便是没有称帝,自己的孩子也称帝了。所以说,诸葛亮并非没有称帝的欲望,而是没有称帝的机会而已。他所谓的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假的。诸葛亮有帝王之志,也有帝王之才为何不单干呢?
其实,核心原因是生得太晚了。诸葛亮生于181年,比曹操小26随,比孙坚小26岁,比刘备小20岁,比孙策也小6岁。诸葛亮随叔父去荆州的时候,袁绍、曹操、袁术、刘表、刘璋等人,已经将天下分割完了。
就连没有寸土的刘备,也通过依附不同的人,获得了一定的名气和少许嫡系部队。对诸葛亮来说,他的确是晚生了20年。如果与刘备同年的话,诸葛亮很可能就是刘表的核心成员,取代刘表的一定是诸葛亮,而不是后来的曹操、孙权、刘备三家分荆州。
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北方已经统一,江东已经有主,唯有荆州、益州还悬而未定,其主不能守。如果诸葛亮当时与刘备同龄,带领荆州兵,北上与曹操争夺天下的,一定是诸葛亮,而不是刘备。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在古代男权社会,男尊女卑,女人一般只能相夫教子,终身做不了大事情。但是,英豪不问出身,豪杰不问性别,仍然有许多女人光芒四射,做出了一番大事情,比方商朝的妇好、乱世花木兰、宋朝梁红玉、明朝秦良玉,还有唐朝的她!就目前史料来看,在女人军事家之中,唐朝的她最杰出。本文主要讲述的,就是此人的汗马功劳,让男人汗颜。但是,让人惋惜的是,似乎前史故意遗忘了她,以至于连她的姓名,都没能留下来!此人就是李渊的第三女,李世民的亲姐!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前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她的姓名,只有一个封号,即“平阳昭公主”(下称李三娘),出世时间不知道,但死于623年,与李世民同母,老公是名将柴绍。关于平阳昭公主,可以主要关注以下五件事。
(1)617年,李渊起兵之时,李三娘和老公柴绍还在长安,为了两人一同脱离,不引起朝廷注意,所以柴绍先走,李三娘随后女扮男装,准备稳当之后,沉着脱离。遇大事而不慌张,可见她是个镇定之人!
(2)既然要脱离长安了,战乱将起。所以,李三娘将当地的产业变卖,赈济灾民,很快招收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随后,李渊起兵的音讯传来,她就更大胆的招兵买马,预备打造一支军队!可见,她眼光不一般,预先就做了预备!
(3)随后,李三娘四处联络反隋义师,并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才识,仅3个多月,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师。其间,最大的一支竟然有几万人,比她的队伍还多。能招纳这么多军队,可见她的能力水平!
(4)兵强马又壮之后,李三娘开始四处征讨,势不可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曾多次打败隋朝名将屈突通!从这一点上看,李三娘必定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
(5)这一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师,军纪严正,令出必行。后来,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为“李娘子”,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可见,李三娘的治军手法十分高明!《新唐书》:“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振关中。”可以说,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李三娘就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一个军神。
让李三娘功盖天下的,是以下两场战役
(1)攻占长安(现在西安),平定关中。
(2)驻扎娘子关,守护李家大本营!但是,长安之战,和李三娘率军驻扎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后为了留念她,改为娘子关)后,史书上就没有一点关于她的音讯了。623年2月,史书上才出人意料地记了一笔她的死讯。
为何史书上会说到她呢?关键在于,她的葬礼异乎寻常,是以军礼下葬的。史载“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换一句话说,李三娘成为我国封建史上,唯一一个由军队为她出殡的女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终,值得置疑的是,李三娘为何暴毙,为何没有留下姓名?假如从阴谋论动身,或许有太多的假想。但不论怎么,这样一个名人,没有留下姓名,真实难以想象。因而,有理由怀疑是心怀叵测者将她的姓名,从前史书上抹除了!
清朝的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事迹广为人世间知,慈禧太后以工于心计、狠毒狡计闻名,而慈安太后在传说中就是一个木讷妇人,又仁慈又懦弱,总让慈禧太后欺负,但事实是这样吗?
中国古代是有嫡庶之别的,虽然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两宫并尊,同为太后,可是地位是不一样的,慈安太后是母后皇太后,慈禧太后是圣母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的地位低于母后皇太后,慈禧太后再尊贵也是小妾。慈禧太后还是妃子的时候,她每天要给当皇后的慈安太后请安,等慈禧太后当了太后,她就觉得自己有当皇帝的儿子,尊贵了,不用给慈安太后请安了。
慈安太后很不满,把这件事说给皇室一位老辈数的亲王听,老亲王就去劝说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碍于礼教不得不给慈安太后每天请安。慈安太后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对朝政不感兴趣,当年是慈禧太后危言耸听,说顾命八大臣要谋朝篡位,慈安太后才跟她一起斗顾命八大臣,力争垂帘听政。可真正垂帘听政后,慈安太后就对国事不愿多管,一切由慈禧太后决定,但是慈禧太后处理完国事后,必须向慈安太后汇报。
慈安太后是什么事都不管,就是管着慈禧太后。这个老大当得好。
慈禧太后向慈安太后叫姐姐,但慈禧太后却比慈安太后大两岁。慈安太后进宫比慈禧太后早,出身比慈禧太后好,而且她比慈禧太后贤德,所以慈安当皇后,慈禧当妃子,妃子向皇后自然要叫姐姐的。慈禧太后身边最得宠的太监总管安德海不把慈安太后和同治皇帝放在眼里,结果安德海一出宫办事,慈安太后一道懿旨,就让山东巡辅丁宝桢处决了安德海。
同治皇帝大婚时,慈安太后选定了状元崇琦的女儿阿鲁特氏,而慈禧太后选定了侍郎的女儿富察氏,最后还得依从慈安太后的意见,选阿鲁特氏为皇后,阿鲁特氏是慈禧太后的死对头肃顺的哥哥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而且阿鲁特氏属虎,慈禧太后属羊,这令慈禧太后十分不快。
之后四十多岁的慈安太后暴病身亡,葬礼上,礼部安排慈禧太后在慈安太后的灵前行大礼穿重孝。慈禧太后很不满,召来礼部官员,质问道:“东太后的大丧行礼单中,为什么列入我,是何道理?”礼部官员回答道:“此乃遵照祖宗旧制!”慈禧太后怒道:“如果我崩逝在东太后前面,她也要为我穿孝行大礼吗?”礼部官员回答道:“照例不行大礼!”慈禧太后问:“那凭什么我要给东太后穿孝行大礼呢?”礼部官员回答道:“如果太后不以文宗(咸丰)皇帝为皇帝,不以东宫太后为皇后,自然不用为东太后穿孝行大礼!”慈禧太后听后无言,身为太后,她不得不遵守祖宗家法、嫡庶之别。
在慈安太后健在的时候,慈禧太后活得并不自在,很压仰。在慈安太后崩逝后,慈禧太后才真正开始唯我独尊的自在日子,成了无人不怕的老佛爷。慈禧太后曾经对她晚年的女官德龄诉说她对慈安太后的不满,德龄还写进书里。威风一世的慈禧太后在慈安太后生前,并不是很得意,慈安太后什么都不管,就是管着慈禧太后。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经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奉系元老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局势,挫败了日本关东军的阴谋。通过河本大作雇用的中国人和其他一些情报渠道,张学良已完全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集国耻家仇于一身,决心恢复东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取消其特殊性,承认中央政府对东北的主权,实现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也借此保持自己在东北的地位。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4页。)
7月1日又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宣称:“决无妨害统一之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6页。)并派出王树翰等四人为代表与南京政府联络。此后,南京与沈阳之间的信使络绎不绝,将东北易帜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十分敏感,深恐东北的特殊性被取消,影响其在东北攫取的特殊地位与既得利益。1927年11月23日,南京方面曾宣布:“凡国民政府未参与之中外条约或协定,均不能认为对中国有约束力。”(《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第2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日本据此认为东北易帜即意味着日本与北洋政府以及奉系军阀所达成的协议和所签订的条约将失去法律地位而无效。加之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尚未最后换文签订,成了所谓“悬案”,日本政府极力想使这个“悬案”最后签订落实。东北易帜,则取消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对日本既定的分裂“满蒙”、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由此,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力图阻止张学良易帜。
在皇姑屯事件之后,田中内阁所确定的“对华方策”和“一般方针”中,特别提到:“要促进满洲执政者脱离中国内地的倾向,并划分、确立华人与外侨(在东北)的居住、营业自由和土地使用权,以便解决朝鲜人问题(即从朝鲜移民中国东北,强占中国土地)。”([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40页。)张学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7月17日会见日本驻东北总领事林久治郎时表示,难以实现与日本有关的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明确显露了其易帜的决心。田中义一于7月18日对林久治郎总领事发出训令,命令其对张学良就东北易帜、南北统一问题发出警告。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指出“(一)日本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北三省政治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二)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底于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量余地”,劝其勿改制易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84~1685页。)
田中义一将劝阻张学良易帜和在东北排除所谓“南方势力”当作其外交上的最紧要问题。7月28日,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面晤张学良。行前,田中要其向张学良说明:“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甚大的地方,决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2页。)林权助会见张学良后,向张学良表示:“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坐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00~1701页。)张学良仍不顾其威胁,当场表示“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
此后,张为实行南北统一继续派代表与南京商谈,最后达成易帜、分治、合作之默契。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赴宁,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1)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2)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3)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4)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1928年12月29日晨7时,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35页。)同时,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接受了委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