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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为何一年半之后才想起替关羽报仇？

2023-01-10 分类：历史人物阅读(61)

在Jian\'an的25年中，Guan Yu在Soochow中被杀。刘·贝伊（Liu Bei）在张吴第一年的七月进入了Zhangwu的第一年（公元221年）。一年半后，刘·贝伊（Liu Bei）在一年半之后报仇了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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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中，为什么刘贝伊想到一年多的关尤为报仇？

首先，刘·贝伊（Liu Bei）正忙于成为皇帝。在那之后，有传言说韩皇帝被杀，刘·贝伊开始为皇帝做准备。无论如何，它开始了皇帝的行动。在各个层面上要求刘·贝伊（Liu Bei）“ ying tian shunmin，它是洪耶（Hongye），它在家里”。“小组前后有800多本书。”

其次，琼（Jingzhou）新近迷失，关尤被杀，他的军事心脏不稳定，他的士气低下。它花费了一段时间的维修和稳定性。与汉朝的收获，战斗，乔·乔的丁朱恩山区运动等等，谷物和草的消费不是十进制，食物准备也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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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

因此，由于刘·贝伊（Liu Bei）如此忙碌，为什么您必须报仇以报仇呢？

首先，刘·贝伊（Liu Bei）必须向他的声誉解释。Liubei来到“洪吉（Hongyi）慷慨大方，知道人们对待学者的风，英雄的英雄”。不管是真的还是错误，他都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不生育和死亡的兄弟进行报复。一次复仇手术是一次解决的。

其次，这是为了进行实用的练习。在刘贝伊（Liu Bei）上，他知道关尤（Yu连接。对于随后的考虑，更多的实际战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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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这次东兴也有战略尝试重新夺回了吉仓的土地丧失。即使它无法实现战略目的，也可能会发出警告。同时，这也是一个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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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曹髦：竟是历史上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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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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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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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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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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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其人,跟三国是否一样
　　司马懿，首先他是个奸臣。
　　前不久热播的《军事联盟》和《虎啸龙吟》在一定程度上对司马懿进行了美化。"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大军师司马懿》剧照
　　如何认定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奸臣，我以为，权大而盗即为奸。也就是说在权力膨胀的前提下，一个人想着盗窃更大的权力，这里的盗窃也就是篡权。
　　陈娇评价司马懿：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也就是说作为朝廷的栋梁和主心骨司马懿是毋庸置疑的，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公元251年八月，这一年司马懿73岁，一代枭雄司马懿总算要走向了生命的结尾。据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叫到床前对他们提到"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善理国政，辅帝平神州，慎之!慎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司马懿到死时才真正显示出自己一丝的忠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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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多尔衮注定坐不上皇位？就因为他...
　　提起多尔衮，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气甚至比皇太极还要大，多尔衮确实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正是在多尔衮的力主下，清朝才入关占领整个中原地区，可以说在清军入关这件事情，多尔衮是有绝对的功劳的，如果没有多尔衮可能清朝入关没那么顺利。
　　除此之外，多尔衮年轻的时候降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在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登基这件事情上多尔衮也有拥立之功，那么问题来了，多尔衮那么厉害，努尔哈赤也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立多尔衮为太子呢?
　　1、渔猎民族立国，崇尚的是实力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好多部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都属于明朝奴儿干都司管辖，到了努尔哈赤发布了七大恨，凭借十三副铠甲起兵，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
　　请注意，这里努尔哈赤是称汗，这个跟之前的匈奴、突厥还有蒙古都是一样的传统，这个大汗虽说跟中原皇帝类似，但实际上仍然是谁的实力强大谁就是老大。
　　大汗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或者是谁有实力谁来当这个大汗，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年后，努尔哈赤正式称皇帝，大汗可以推举，皇帝可是家天下。
　　但毕竟从努尔哈赤开始称帝，女真人还是很崇拜有实力的人，很明显，当时的皇太极比多尔衮有实力。
　　2、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太子
　　努尔哈赤有个长子叫褚英，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凭借多年战功，一度是早期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
　　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努尔哈赤发现了这一点，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
　　随后努尔哈赤立代善为太子，代善虽然在后金的建立过程中有汗马功劳，但是却因为区别对待前妻儿子遭到努尔哈赤的训斥，并以此为理由废黜了代善，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就没有立太子。
　　皇太极虽然是第八子，但凭借政治才能和军功逐渐获得了努尔哈赤的信任，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皇太极被拥立为皇帝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平衡。
　　3、年龄也是最大的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深受努尔哈赤喜欢，所以努尔哈赤在废黜代善以后，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此时的多尔衮才八岁，虽然拥有显赫的地位，显然并不能让八岁的多尔衮拥有实权。
　　当皇太极1626年即位，此时的多尔衮才15岁，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当时后金那么多部落，实力人物较多，关系错综复杂，15岁的多尔衮是无法压住局面的。多尔衮也是后来才崭露头角的，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孩子。
　　如果多尔衮比皇太极大，说不定多尔衮就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了，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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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炟究竟是怎样的皇帝？是他导致东汉灭亡的吗？
　　刘炟生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生母是贾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二月十九日，刘炟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岁。刘炟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很受父亲汉明帝的器重。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尊嫡母皇后马氏(明德皇后)为皇太后。同年八月十六日，葬汉明帝于显节陵。十月初二日，大赦天下。
　　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刘炟在章德前殿去世，时年三十一岁，谥号孝章皇帝，庙号肃宗。遗诏不起寝庙，一概依照安葬汉明帝的制度。同年三月十八日，刘炟被安葬于敬陵(今河南洛阳东南)。
　　政宽刑疏：史称，刘炟忠厚仁义，笃于亲系，其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譬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刘炟废除这项制度。但是，刘炟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从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却把这些负担都转嫁到百姓头上。可见，刘炟之宽疏，并非完全建立在制度原则之上。
　　刘炟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也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灾祥谶纬之学上。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刘炟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百姓;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刘炟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禁除酷刑：刘炟在位期间，行宽厚之政，废除了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亲属皆受牵连的法令，改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批准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
　　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提倡儒学：建初八年(公元83年)，选高材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继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维护丝路：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诸部归服，中央政府在该地建立都护府。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刘炟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汉章帝刘炟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刘炟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刘炟是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刘炟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在西域生活多年，他有些依依不舍，西域人民也爱戴和尊敬他。听说班超要回国，疏勒国人民惊惶不安，因为班超对付匈奴有办法，班超一走，又要永无宁日了。疏勒都尉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尔归!”说罢，即引刀自刎。
　　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只好拨转东行。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坐骑的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刘炟，请求他留屯西域。刘炟同意了班超的请求。
　　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大汉。建初六年(公元81年)，班超在疏勒上书汉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刘炟支持了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
　　斯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刘炟大喜，立即命令他为假司马，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为强大，班超又请求汉章帝刘炟遣使慰问乌孙国王，刘炟同意派遣使臣前往乌孙。
　　乌孙国王非常高兴。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乌孙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刘炟觉得非常称意。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以后的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道路。
　　刘炟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此时，思想活跃，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刘炟还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光武帝之施政方针，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
　　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而且刘炟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总之，刘炟仍然是东汉早期数得着的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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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不姓朱就不能封王，却有一人连汉人都不是被朱棣封王
　　刘邦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国皇帝，都实行分封制，封王。在封王的问题上，刘邦大封功臣为异姓王，而朱元璋却做得很绝。
　　当年，因为异姓王的问题，刘邦吃了不少苦头;而今，朱元璋汲取刘邦的教训，异姓王一个也不封，尽管他们功勋卓著。朱元璋时代，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等，皆为追封。
　　朱元璋定下的这条规矩，后世严格执行，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二百七十余年间，朱氏宗室可以封亲王、封郡王，外人没此资格。
　　当然，凡事没有百分百的绝对，朱棣时代就有一个特例。不过，此人不是汉人，不是靖难功臣，而是一个投降明廷的蒙古人——也先土干。
　　也先土干，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太保、恒阳王也先不花的六世孙。也先土干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时，元朝已经覆亡，进入北元时期。自称大元朝太师的阿鲁台，是北元头号权臣，对外与明朝屡和屡战，成为朱棣的头号大患;对内党同伐异，一手遮天，不少官员叛逃。也先土干就是一位叛逃者。
　　也先土干“素桀黠，为阿鲁台所忌”(《明史·金忠传》)，留在北元只能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几为害者屡矣，危不自保”(《明太宗实录》)。迫不得已，也先土干只能南下，带着全家及部属投降明帝朱棣。
　　《明史·金忠传》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北征，在抵达上庄堡，金忠率妻子部属来降。明成祖赐其姓名，封忠勇王”。《明史·成祖本纪》载，二十一年“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可知，也先土干投降后被赐名金忠，封忠勇王。
　　由也先土干而金忠，也先土干臣服于朱棣，且有了汉姓、汉名，已然经大明帝国的子民。自明朝建国以来，金忠(也先土干)是第一个异姓王。
　　金忠虽投降明廷，但寸功未立，何以封王?笔者认为，其一，金忠此前是蒙古(鞑靼)王子，而今封王，似当匹配;其二，“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明史·金忠传》)。朱棣御驾亲征，劳师动众，却一无所获，未免懊丧忧烦。金忠来降，如雪中送炭，朱棣能不高兴吗?
　　忠勇，非地名，非城名，是一个誉词。虽然封王，但金忠这个王既非亲王，也非郡王，而是一个虚王，一个没有封国、没有地盘的名誉之王。所以，金忠这个忠勇王地位不高，位列公侯之下，“赐冠带织金袭衣，命坐列侯下”(《明史·金忠传》)，“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明太宗实录》)。
　　既保住性命，又受到礼遇，金忠感动地热泪盈眶，“大明皇帝，真吾主也”。收服了金忠，朱棣终于可以对全国臣民有个交代了，于是宣布胜利班师，一路上大张旗鼓。金忠哪见过此等场面，“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回京后，金忠又得到奖赏，“赐忠勇王金忠诰劵、金印、朝服……”(《明太宗实录》)。
　　因对阿鲁台有切齿只恨，金忠多数请求充当先锋，攻打阿鲁台。挨不住金忠再三请求，朱棣于次年再次御驾北征，不但一无所获，反而亡命于半途。
　　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即位，继续优待金忠，加太子太保，给两份俸禄。仁宗死后，宣宗即位，金忠仍旧受到器重，被称赞是西汉匈奴降臣金日磾似的人物。
　　西汉的异姓王，能得好死的寥寥无几，而金忠却得以善终。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金忠去世，“其卒也，上甚悼惜，赐赙祭命有司治丧葬加厚焉”，并褒评其“忠勇悍善战，晓道理”(《明宣宗实录》)，哀荣不错。金忠之后，大明帝国再无异姓王。南明小政权时，时局混乱，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异姓王，如延平王郑成功、平辽王孙可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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