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此人救了唐太宗一命，却是李世民死前最想杀的人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文治武功冠绝千古，历代帝王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李世民还有一个长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君臣关系，是皇帝最难以把握的问题。皇帝太强势，容易滥杀功臣，留下兔死狗烹之恶评。皇帝太弱势，容易被臣下以为软弱可欺，引...
标签：李世勣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文治武功冠绝千古，历代帝王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李世民还有一个长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君臣关系，是皇帝最难以把握的问题。皇帝太强势，容易滥杀功臣，留下兔死狗烹之恶评。皇帝太弱势，容易被臣下以为软弱可欺，引...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二(960年2月2日)，作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927-976)，被一则到处传言的消息，搞得有点惶恐不安。
此前一天的大年初一，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契丹联合北汉再次南下进攻后周，慌乱之下，后周朝廷急忙命令赵匡胤领兵出战，因为当时，赵匡胤是后周两大军队系统之一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
尽管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然而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开封城里到处传言，说：
“出军之日，当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
正值新年，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却被这则传言吓得到处逃命，整个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然而诡异的是，好像已经被封锁了消息的后周朝廷却毫无反应，貌似对开封城里的大骚动毫不知情。
但是赵匡胤自己却被吓了个半死，正在千钧一发的当口上，事还没干呢，眼下这帮混账小兵们就开始到处传言，万一出点闪失，岂不要了卿卿性命?
惶恐不安的赵匡胤马上叫来家里人一起商量，说：
“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赵匡胤的姐姐当时正在厨房里，她听到后铁着个脸，拿着个擀面杖出来打了一下赵匡胤，说：
“大丈夫临大事，行不行自己决定!不要来家里吓女人!”
对此，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写道，在被打后，赵匡胤若有所思，“默然出”。
临走前，赵匡胤命令，将家里人全部隐藏到开封城中的封禅寺，以免失败罹祸，因为他决定，哥们要干大事了。
赵匡胤被姐姐拿擀面杖打的两天后，960年正月初四早上，赵匡胤在离开封城不远处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起了一场被后世称为“陈桥兵变”的政变，随后迅速回师开封，逼迫7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帝位，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大剧。
然而对此，按照《宋史》等权威版本，说的是960年正月初四(2月4日)这天早上，喝了酒还没完全醒的赵匡胤，可是在稀里糊涂之中，被将士们拿着一件不知道从那里搞来的“黄袍”，强行逼迫当皇帝的哦。
哦，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吧?
事情确实不简单，对此，赵匡胤早已密谋了许久。
要夺权，首先要掌握禁军。
在后周世宗柴荣时期，后周拥有侍卫亲军司、殿前司两大军队系统，而当时，赵匡胤只是殿前司的副将：殿前都指挥使;而当时的殿前司主将殿前都点检，是后周太祖郭威的驸马张永德——如何才能当上主将取而代之，真正掌握其中一支禁军呢?
机会很快到来了。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英明威武的后周世宗柴荣病重，就在这时，柴荣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则传言，说“点检做天子”，此时，作为禁军大将的张永德兵强马壮，而后周太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于是，临死前几天，柴荣下令废掉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而命令赵匡胤接管殿前司这支禁军。
四天后，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39岁的柴荣病逝。
在一个来路不明、不知道谁制造的传言帮扶下，赵匡胤，作为最大的受益者，顺利得到了“殿前都点检”这个禁军大将职务。
此时，赵匡胤只有33岁。
这个33岁的帝国禁军大将，年纪之轻、手段之高、演技之精，堪称人精、戏骨。
眼看着39岁的后周世宗已经病死，而新即位的后周恭帝柴宗训，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小儿，所以，赵匡胤对于皇位，很是心动。
尽管宋代的史学家对于“陈桥兵变”隐晦莫深，因为或许在他们看来，一手提拔赵匡胤的后周世宗柴荣仅仅病死半年，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兵变夺权，欺负柴宗训和符太后等孤儿寡母，于情于理实在太不光彩，所以，如何变着法儿为赵匡胤粉饰一下，自然是宋代史学家们的重大政治任务。
然而，总有那么丁点信息，隐晦传达着与“权威版本”迥异的神秘信息。
前面已经说过，后周时期，为了防止禁军一家独大掌控国家命脉，所以军队被分为侍卫亲军司、殿前司两大系统，后周世宗柴荣临死前，赵匡胤通过一则广泛流传的传言，顺利当上了殿前都点检，掌控了殿前司这支军队。
然而还有一支军队：侍卫亲军司怎么办?
当时，作为柴荣的皇后，后周恭帝柴宗训的母亲，符太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她有个亲姐妹，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的妻子。
在符太后看来，赵匡胤是后党、外戚成员，掌控禁军，她心里比较踏实;在赵匡胤一党的撺掇运作下，不久，作为侍卫亲军司的最高统帅、始终效忠后周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却被外派到扬州，做了淮南节度使。
在曲线运作，调走自己的最大军事对手后，赵匡胤又在侍卫亲军司中，将“自己人”高怀德，运作当上了侍卫亲军司马军都指挥使;另外一个“自己人”张令铎，则被任命为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如此一来，尽管名义上的侍卫亲军司最高统帅，仍然是外派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的李重进，但实际上的指挥权，却已经落到了赵匡胤的“自己人”手中。
不知不觉，在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半年，被符太后视为外戚和亲信的赵匡胤，已然隐秘掌控了后周帝国的两支军队。
在这个神奇的帝国，你要掌权，人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说起来，赵匡胤的祖父赵敬，曾经当过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等三州刺史;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则长期在后周的侍卫亲军司担任高级将领，为儿子赵匡胤留下了深厚的人脉，一直到陈桥兵变四年前的956年，58岁的赵弘殷才在军中病逝，死后还被后周世宗柴荣追赠为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所以，后周帝国的两支军队中，到处都是赵弘殷和赵匡胤父子的人脉，而作为儿子的赵匡胤，在后周的军队中，还加入了一个连他在内，号称“义社十兄弟”的组织。
“义社十兄弟”，指的是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等十人，在年轻时候还是低级军官时的一个结拜组织，日后，这些人有的成长为后周帝国的高级军官。
到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石守信，已经是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殿前都指挥使;另外一位“义社兄弟”王审琦，则是殿前司的第四号人物殿前都虞候;而赵匡胤的其他“义社兄弟”们，则分散在后周帝国的各个军队系统中，担任着大大小小的职务。
如此一来，整个后周帝国，说起来，军队系统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有赵匡胤的人。
说起来，大哥要是当了皇帝，兄弟们也该跟着沾沾光不是?
尽管筹谋已久，但临发动兵变前，赵匡胤还是有点忐忑，这不，回到本文开头，底下那些该死的小兵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把个“出军之日，当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的话传得整个开封城人尽皆知，除了蒙在鼓里的符太后和小娃娃后周恭帝，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逃亡，搞得赵匡胤心里惶恐不安，这才有了本文开头，被他的姐姐用擀面杖小打“训斥”的事。
说起来，赵匡胤一家，对这场兵变早已了然于胸。陈桥兵变成功后，赵匡胤的母亲、荣升为杜太后的杜氏很是得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
有这样的好妈妈鼓励，小名为“香孩儿”的赵匡胤，当然要放手干一场、搏一把了。
于是，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960年2月1日)，一个诡异的消息从后周前线传来，说契丹联合北汉南下进攻，军情紧急(后来事实表明，应该是假消息)，请求允许让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立马带兵出征，慌成一团的后周朝廷于是乎立马传令整军出兵。
说起来，符太后和后周朝廷的重官们，忘记了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当时，枢密使郭威也是以契丹入侵的名义，趁机掌控军队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眼下，时间才过了十年，随着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的相继去世，显然，孤儿寡母的后周小朝廷，已然忘记了这个后周如何得以建立的“大事”了。
以军情紧急掌控大权后，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二(960年2月2日)，赵匡胤先是打发他的副手、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作为前锋，先整军出发离开开封城，当时，与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石守信、第四号人物王审琦不同，殿前司二号人物慕容延钊虽然跟赵匡胤关系不错，但他并不知晓赵匡胤的兵变计划，所以赵匡胤先将他打发离远一点，以将慕容延钊调离开封城，以免妨碍“大事”。
这个新年的第三天，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三(960年2月3日)，赵匡胤也整军出发了，当晚，他就带兵抵达了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当天傍晚，有一个自称懂得天文的军士苗训先是大叫起来，说你们看你们看：“日下复有一日”哦，原来，那会刚好日晕，但经苗训这么一说，似乎天机有变，大太阳要吞掉小太阳了!
于是乎，将士们开始“相与聚谋”，说这不对啊，要变天了哦!
然后，正月初四(2月4日)凌晨，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家臣赵普等一帮子人马涌进了赵匡胤的军帐，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然后跪下，大声喊起了万岁。
假装喝得有点晕乎乎、还没完全“酒醒”的赵匡胤，于是跟手下们约法三章，说你们不要随便杀人哦，不要随便抢劫哦，这样子我才能当你们皇帝。
早就说好的事，将士们自然大声说：一定一定。
在宋代的史学家渲染中，陈桥兵变似乎一呼百应，属于一个完全没有前期准备工作的突发事件，然而，史学家们总是春秋笔法，时不时就留下一点破绽，例如那个司马光，就有意无意记下了赵匡胤挨姐姐训打“点拨”的事。
正月初四日，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当天，赵匡胤带着大军杀回了开封城。
然而在开封城陈桥门值班的两位警备队长陆、乔二人(史书没有记下详细名字，仅留姓氏)，在开封城几日来的异动中，已感觉到了不对，他们拒绝为赵匡胤打开城门，并与赵匡胤的部队形成对峙;赵匡胤也没有强行攻打，而是指挥部队绕路到封邱门进入开封城，在那里，赵匡胤的亲信打开了城门。
当时，作为后周两大军队系统之一的侍卫亲军司的第二把手、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正在皇宫内，在听说赵匡胤兵变入城的消息后，忠于后周朝廷的韩通，在仓促之中，立马带着少数亲兵出城迎战，没想到却被赵匡胤的内应、作为“义社兄弟”的石守信派兵伏击，韩通随后冲出重围，并马上派人前往搜捕赵匡胤的家属，没想到的是，赵匡胤的前锋王彦昇已杀入开封城中，随后，韩通及其三个儿子全部被杀。
而在听说皇宫已经沦陷后，守卫陈桥门的陆、乔两位警备队长，不甘心投降赵匡胤，双双选择了上吊自杀，为后周殉国。
至此，开封城中微弱的敢于抵抗的军事力量，已全部消失。
陈桥兵变当天，赵匡胤随即杀进开封皇宫，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宰相范质在愤怒之中，紧紧抓住次相王溥的手，指甲几乎将王溥掐出血来，范质不顾生命危险，大声质问赵匡胤;见此情景，赵匡胤的部下罗彦瓌拔出剑，厉声威胁范质等人说：
“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赵匡胤)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
此时，被吓得面如土色的二号宰相王溥，随即跪拜起了赵匡胤，而范质则“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
赵匡胤倒也不杀范质，只是强行逼迫后周恭帝马上退位“禅让”，开封皇宫内杀气腾腾，仓促之中，赵匡胤突然想起来“受禅”还“未有禅文”，这下怎么搞?
没想到的是，早已有人提前洞察先机，翰林学士陶榖马上跑了出来，说我早就写好啦(原话：“已成矣!”)，然后从怀中掏出逼迫后周恭帝“禅让”的“禅文”，恭恭敬敬进献给了赵匡胤进行审阅，然后转身交给了范质等人。
陈桥兵变第二天，960年2月5日，赵匡胤正式将后周国号更改为宋，并改年号为建隆，至此，大宋帝国正式建立。
赵匡胤夺权后，后周世宗柴荣遗留下的四个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953-973)在被迫“禅位”后，被降格为郑王，13年后柴宗训去世，年仅21岁，无子;
陈桥兵变后两年，柴荣的另外一个儿子、年仅10岁的柴熙谨也去世;
而柴荣的最后两个儿子：柴熙让、柴熙诲，按照北宋史学家、编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的说法是：
“不知其所终。”
至此，柴荣家族的血脉，也从史书中被“消失”了。
而对于后世所谓宋朝皇家厚待柴氏后人，封其后人为世袭崇义公、宣义郎的记载，从血脉来说，他们其实，并非柴荣的嫡系子孙;因为真实的柴荣子孙，早已在历史上或夭折、或无子、或“消失”了。
只是冥冥之中，赵匡胤想不到的是，陈桥兵变后16年，公元976年，他自己也会在一场诡异的大雪之后离奇暴亡;而他仅存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也先后一个自杀、一个离奇暴死。
历史，是有轮回的。
大清最自恋的皇帝，非乾隆莫属。他以热衷于给各种名画疯狂盖戳而闻名，被称为“中国弹幕第一人”。但乾隆的自恋行径，可不止这一种。
乾隆登基时，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进入了唐宋以后唯一的盛世。而且乾隆继位后也致力于大力发展大清，使大清更上一层楼。
在《弘历宫中行乐图》中，乾隆便是汉装文士装扮，在侍从的簇拥下坐在一个亭子里，五个身着传统汉装的女子在卫队的护送下过桥，走向亭子。而题画诗则显示了这位大清帝王如何志得意满、笑傲古今。
1762年，乾隆命令宫廷画家郎世宁起草小稿，绘制自己在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军事胜利图，然后制成铜版画。乾隆非常欣赏这些宣传艺术品，曾下令把这些铜版画分送各地的行宫、园林和寺院保存，还将一些作为御赐物，赏给在征缴禁书运动中表现好的私人藏书家。
当然，再没有比美轮美奂的建筑更能展现帝王神话的了。1736年十一月，郎世宁接到了圣旨——继位不久的乾隆命令中西画师们协作画一张圆明园的全景图。他要扩建少年时生活过的圆明园。1744年，两位宫廷画家奉命完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图。
然而见识过西洋宫殿和园林的乾隆不满意，要求郎世宁在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建造“西洋楼”建筑群。他要在自己的离宫里也能见到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和美丽的喷泉。
1771年三月，重修岱庙拆下的14件楠木被解送到了圆明园。仅仅这一年，圆明、长春、熙春、绮春四园的添建工程便耗银三十三万余两。
“圆明”二字，“圆”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则意味着政治明光普照，完美无缺。这位承平皇帝大概觉得“圆明”二字妥帖至极。在他当政之时，尽管皇权已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仍要运用园林艺术手段，间接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思想。
圆明园的重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无非是“禹贡”九州，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疑是中国的缩影。
乾隆一直都以一种激情创设、操纵自己的形象。史料中有大量他如何勤政的记载，历史学家赵翼说他“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一旦有战事，半夜都要亲自披览军报。这是传统观念中“理想化”君主的形象，夙兴夜寐、励精图治。
他以一人之力治理庞大的帝国，不与他人分享权力。在赵翼的记述里，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一些碑文类文章，呈给乾隆删改后，就觉得十分“爽劲”，于是，这位著名文人不得不叹服：“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
任何人的赞美之词，都比不上这位虚荣皇帝的自我吹捧。1760年平定西陲后，乾隆亲自编了昆剧《八佾舞虞庭》。此剧名源自《论语》中的“八佾舞于庭”，八佾舞是宫廷专用的天子规格的军舞。因为舜曾为有虞氏部落首领，乾隆改为虞庭，显然是以舜帝自居。
为了避免别人对他统治的不准确评论，乾隆晚年亲自赋予自己崇高的“历史评价”。他在《御制古稀说》中称自己为“千古一君”,认为执政以来朝政清明，“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等政治祸患，“今皆无一仿佛者”。12年后，他又作《御制十全记》，颂扬自己的“十全武功”。
沉迷于盛世明君梦里的乾隆，对帝国的危机选择漠视。1793年9月14日，垂暮的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英国使团，但在英国人眼里，乾隆的盛世帝国并没有那么光彩照人。
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已经为大清帝国作出了诊断：“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陈万年，字幼公，沛郡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他由郡国的官吏， 察举至县令，升迁为广陵太守，因为政绩出众，调任右扶风，升迁为太 仆。陈万年为人廉洁、公平，注重内心修养，但是他善于侍奉他人。他 用钱财贿赂外戚许、史两家，几乎倾尽了家产，尤其逢迎乐陵侯史高。
丞相丙吉生病之时，中二千石的官员都来谒见，探问病情。丙吉派遣家 丞出来道谢，众人都离开了，只有陈万年没走，一直到深夜才归。等到丙吉病重，皇帝亲自探视，询问各位大臣的品行、才能。丙吉就推荐了于定国、杜延年及陈万年，后来陈万年竟然取代于定国，做了八年的御 史大夫，然后病逝。
陈万年之子陈咸，字子康，他十八岁时，因为父亲而担任郎官。他有超常的才干，为人正直，数次进言，讥刺皇帝的近臣。他前后上疏数十次，升迁为左曹。其父陈万年曾经生病，召陈咸来到病床前，为他讲说为人处世之道。陈万年一直说到半夜，陈咸因为非常困倦，不知不觉 头碰到屏风上。陈万年大怒，意欲用手杖打他，说：“你的父亲教导你， 你反而打瞌睡，不听教导，为什么呢?”陈咸叩头谢罪道：“我已经全部地通晓了您的教导，大概是要我谁媚他人。”陈万年听后默然。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王炽是清末与胡雪岩、盛宣怀齐名的著名商人，缔造了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但是他比红顶商人胡雪岩还要厉害，他是清朝唯一一位一品红顶商人，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当时人称其是“云南历史上经商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民间给他取外号叫“钱王”。他于道光十一年(1836年)出生于云南弥勒虹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初九病逝于云南昆明“同庆丰”商号内，享年68岁，“同庆丰”总号和“天顺祥”商号由其长子王鸿图接掌。“钱王”王炽究竟多有钱呢?英国《泰晤士报》把王炽评为19世纪10年代10名世界首富中的第四，李鸿章称其为清廷之国库。
王炽的从商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本出身于贫寒之家，因此早早辍学做点小本生意，成本资金来自于其母典卖首饰的20两纹银。后来生意越做越大，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人称“滇南王四”。不过就在他事业刚有点起色时却发生了一起祸事，他因参与当地的斗殴而失手打死了其表兄姜庚，此后便逃亡重庆。没想到在重庆却迎来事业的高峰，晚清时期出现了早期的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票号，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展，一时间大热，王炽审时度势，先后与人合办了 “天顺祥”(1866年)和“同庆丰”(1873年)商号，因商业信誉良好，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人都选择王炽的商号承办汇兑，当时王炽在15个省份设立了分号，成为“南帮票号”中执牛耳之巨擘，王炽的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所赚颇丰。
王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严于律己，善于理财，即便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仍做到“穷死三不沾，烦死三不沾”，即 “不走鸦片，不走兵器，不走人口”;“不沾赌，不沾嫖，不沾枪。”其二，他有着很多杰出商人都有的品质：诚实守信。王炽经营的汇兑业务，对来此存取款的客户做到绝对守信;同时他对身边的朋友、同事也很讲究诚信，因此朋友甚多;其三、他懂得如何用人，建立了一套赏罚分明的管理制度，深谙“以财聚人，以人生财”之道;其四、王炽热衷于公益事业，他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并捐赠大量钱财用于云南的教育事业。
王炽能够享有朝廷“三代一品封典”的厚待，主要是他确实为朝廷作不了不小的贡献，尤其是当清廷陷入财政危机时，他总是倾囊相助。这里列举一二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当时所需军饷数目巨大，王炽前后共支垫了60多万银两，因此战事结束后，朝廷颁发给王炽一块“急公好义”的匾额。第二件事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慈禧仓皇出逃，因所携银两不足，王炽便号召“天顺祥”和“同庆丰”各分行沿途资助。因此慈禧回京后，对王炽的举动高度赞赏，还下旨要召见王炽。其后，朝廷又赏赐给王炽“义重指群”的牌匾，并封其为二品顶戴候选道，还为其建坊旌表。
此外，王炽为朝廷之事花费的银两数不胜数，也因此受到各种奖赏，而同时他的知名度更为提高，很多人慕名而来存汇，他的生意也因此更好。
公元291年-公元306年，西晋皇室之间互相争夺整个中央最高权力，同姓王之间“同室操戈”而引发的战乱。其中，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人为西晋这场内斗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参与者，因而在史书上将其称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
西晋初年，即公元265年，晋武帝在建国后，吸取曹魏政权灭亡的教训(曹魏政权没有对宗室委以重权，导致政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肆分封同姓王，并且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在同姓王的封地内，可以自行任用官员、收取租税，封地之内还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没有实际的行政权。晋武帝打心底认为，我给与你们这么多的权利，你们一定会安分守己，始终支持朝廷中心。但是，晋武帝这一做法，无疑是给日后的内乱埋下祸根。
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司马衷即位。这个时候，各个同姓王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晋惠帝即位时年纪尚小，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
八王
第二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同专权辅政。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借口其“论功不平”，联军进攻洛阳。司马颙任张方为都督，率精兵7万东进;司马颖也发兵20余万南下;司马乂麾下也不下数万人。交战各方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号称百万，为“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
八王之乱
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
同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
公元306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
同年十一月，司马越毒死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无数的宗亲王室死在了这场皇权斗争中，百姓流离失所，西晋的经济也被大肆破坏，从而加速西晋王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