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与政治变化当然没有因果关系,但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帝王认为出现雾霾就是天怒,遇大“霾灾”需要做法事祈祷上苍原谅。
据说古人远行的时候,会带上一把家乡的泥土,遇水土不服时,和水服下即可痊愈。又据说北京没这风俗,原因是常年雾霾,他们离家的时候,已经带了一肺。
《尔雅·释天》解释霾:“风而雨土为霾。”《晋书》里说:“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在古人的认识里,出现霾对民间的伤害并不是很大,受灾最严重的反倒是行政体系。《晋书》说一出现霾,政府就没好事,但用词很萌,曰:“天地霾,君臣乖。”“乖”的意思是不和谐,掐架。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霾对皇上来说是不祥的,历代帝王都很畏惧。“王者失中,臣下强盛而蔽君明,则云阴。”“久阴不雨,乱气也。”这种认识早在汉朝就已出现,《汉书》记载了一个故事:汉废帝刘贺初即位就遇雾霾,“天阴,昼夜不见日月”。可刘贺偏偏要开车出去溜达,车刚发动便被光禄大夫夏侯胜拦下:“书上说出现这种天气,是大臣作乱犯上之象,您最好在家当宅男。”刘贺不信,让夏侯做宅男,关起来了。巧的是,夏侯刚被关起来,大将军霍光就把当了27天皇上的刘贺给废了。因为这个事,《汉书》引征京房《易传》说了一大段霾的兆示:大臣谋私就会起霾;君臣分心会出现上蒙下雾,但起风三次可化解;大臣无功受禄出白雾霾;大臣抢功出黄雾霾;大臣不要脸求赏,出红雾霾……啰啰嗦嗦近千字,比舞台特效干冰烟雾机说明书还详尽。
《资治通鉴》里也记载了一个帝王与“霾”的故事。618年4月10日,“是日,风霾昼昏”,当夜,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和宇文化及发动政变,隋炀帝被缢杀。宋朝也发生了一次类似事件。1127年4月20日,时任河北路割地使的张邦昌被金国逼着当大楚皇上。这天开封出现了霾:“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汴京风霾,日无光。是日,张邦昌僭位。”张邦昌自己也知道出现霾对帝王来说是大胸罩,36F的。于是“百官惨沮,邦昌亦变色”。张推脱能见度太低,不能登机,更不能登基。但金国人强行将其按在沙发上接受百官朝贺。于是同年11月1日,老张被大胸罩憋死了。当然,不是用胸罩,而是用绳子“自缢而亡”。
霾与政治变化当然没有因果关系,但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帝王认为出现雾霾就是天怒,遇大“霾灾”需要做法事祈祷上苍原谅。崇祯十三年三月北京出现一场大霾,崇祯很重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祭天应该是上午,结果这次晚上才开始。因为云雾缭绕飞沙走石能见度太低,从紫禁城出发去天坛,结果到了刘家窑。下车找指示牌,连摸带撞费了半天时间才找到。看明白一回头,车又找不到了。开回天坛后开始祭天,更加有趣。祭祀时有道程序是往空中泼酒,因为尘霾飞扬,祭酒成了魔术表演,白酒倒进杯子,瞬间变成酱油。祭官手一扬杯,落地则成了一块黑乎乎的奥利奥饼干。祭祀的另一个环节是“燔燎”,要焚香烧祭品。这个给PM2.5添砖加瓦的行为导致黑烟滚滚。所以回去的时候,司机把车开到了天通苑才意识到要调头,来回耽误,以至于到家时都“长发及腰”了。
祭祀的结果如何?好像不怎么样,天继续怒。四年后的崇祯十七年,这年新年不但没有新气象,反倒有了一场大霾。《明史》载:“十七年春正月庚寅,大风霾。”春节出现霾,让崇祯感到很不美好,但更让朱由检崩溃的是他家的龙兴之地凤阳这天地震了。接下来都知道,3月17日李闯攻城。第二天晚上猪在煤山上吊了。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搞笑。小猪太倒霉了,17年前他刚登基的那年春节,也有霾:“崇祯元年正月癸亥,永年县昼晦,咫尺不辨人物。”我写成小猪是对的,它的嘴像防毒面罩。
从塞外过来的清朝皇上也没解开这个魔咒。《清史稿》记录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一这天,“朔,登州阴雾”。十天后,道光崩;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曹县红霾昼晦”,一百天后,咸丰崩;同治十三年四月,曹县大风昼晦,两百天后,同治崩。此后北京没事就霾,根本看不见人影,“垂帘听政”的慈禧干脆把帘子都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