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人,一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唐初治家,少时丧父,家贫,但胸怀大志,喜好读书,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瓦岗军起义,后随李密归唐,又为窦建德俘获,任起居舍人。
窦建德死后,他为李渊太子李建成信重,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喜欢他的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为太宗参谋国事,遇事进谏,所提意见贯穿一条“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导精神,魏征口无遮拦直谏领导,对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大有裨益。
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
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但再开明的皇帝,毕竟身为九五之尊, 有时对于违逆自己的人难免怒火中烧,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魏征就曾因据理力争而使唐太宗恨不得杀了他。一次罢朝后,太宗大骂:“会须杀此田舍翁。” 意思是,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土地主给宰了。
长孙皇后一听这话, 忙问是谁让太宗如此气愤。 太宗答道:“这个魏征狗胆包天, 老是在朝廷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争,简直是羞辱我。”但是, 贤明的长孙皇后却笑着向太宗道贺, 说道:“我听说君主圣明大臣才会直言,现在魏征直言,恰恰是因为您圣明的缘故。”
太宗听了, 觉得“主明臣直”的确是有道理,而且长孙皇后言辞之间还把太宗给夸奖了一番,于是由怒而喜,不再对魏征耿耿于怀了。
魏征入朝为官之后,始终秉性忠直,仗义执言,只要是不利于江山社稷的,必定要站出来说话,甚至不惜犯颜进谏。唐太宗也拥有难得的气量,敢于重用魏征,先后提升他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为魏国公。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仰慕魏征的才华,召他入朝
面对太宗的怒斥,魏征坦然说道:“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忠告,绝无今日!”这种直率的态度不但没有让魏征获罪,反而赢得了太宗的好感,使他成为太宗的近臣魏征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他们的关系,是君臣,也是朋友。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时候,但是,魏征总能轻而易举的把不和谐变为和谐。就连太宗自己都说:魏征,朕所畏惧者也。
魏征一生进谏无数,深得李世民信任,魏征死后,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墓碑更是李世民亲自书写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派人探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建筑材料,全部为魏征建造大屋。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亲书碑文。魏征葬礼按其遗愿,极其简单。魏征去世后,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在魏征死后半年尸骨未寒之际,下令推到了魏征的墓碑。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事后他很快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进言渠道。
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