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南书房:康熙朝文人想进入中枢必经之路

清宫南书房康熙帝笼络士人,攻心儒生,需要有一个机构、建一个平台,这就是南书房。康熙帝说:“朕愿得文学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经史讲诵。”事实上南书房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它成为了当时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康熙帝接受汉文化的平台。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开始在康熙帝早年读书处的南斋,设立南书房。南书房位于乾清门内迤西庑房,北向,因在乾清宫南面而得名。现建筑完好,但原状无存。开始由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人员、品级不定,有中书(七品)、学士(五品)、侍郎(三品)、尚书(二品)、大学士(一品)等。康熙九年(1670年)一甲一名蔡启僔、二名孙在丰、三名徐乾学,于当年召对弘德殿赋诗,后命同直南书房。南书房还有天文算法、机械制造家戴梓,武进士汤恺等。

南书房值班的时间:自辰(辰正8时)而入,终戌(戌正20时)而退。特殊情况例外。如高士奇每日“报筹而入,送烛而归”。有时草拟密诏,已经漏下三刻,就是深更半夜,特命宫中禁门不关,待高士奇离去后再上锁。

南书房官员同康熙帝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亦臣、亦奴。

一说亦师。南书房官员的一个职责是进讲经史。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命南书房翰林,每日进讲《通鉴》。康熙帝说张英“每日进讲,启导朕心,甚有裨益”。南书房官员值班,以备顾问。沈荃教康熙帝书法,后来康熙帝回忆自己初学书法时说:“每下笔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功也。”

二说亦友。南书房官员的一个职责是文学侍从,就是同康熙帝切磋诗文、书画。在切磋时,相互讨论,逐字推敲。他们吃饭、喝茶,都由御膳房、御茶房供应;特别恩宠者,“赐第连中禁,分餐出御厨”。还有赏赐:张英葬亲南还,特赐银500两,锦缎20匹。一次元旦,康熙帝赏南书房翰林宴,宴会后,派内侍以佳肴果品二席,分送给各家。赏给李光地细鳞鱼、鹿肉条,每日由其家人带回玉泉山水。赐查慎行高丽米粽子。康熙帝很赏识高士奇,同他“朝夕谈论,无异友生”。

三说亦臣。南书房官员负责起草诏书、润色诗文、代笔书法等。康熙十九年,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每日轮四员,到南书房值班,随时咨询,观察考核,以备擢用。方苞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南山集案”出狱,以白衣入南书房,撰碑文、论诗赋,参与编修乐律、历算等书。

四说亦奴。南书房的官员虽很荣幸,但地位卑下。有书记载:咫尺天颜,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如王图炳(大学士王顼龄之子)直南书房,奉命书写《华严经》全部,出语人曰:“伺候时立得脚痛,抄录时写得手痛。”(参见《清宫述闻》)

南书房官员张英和高士奇有两段佳话。

张英(1637~1708年),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通满文,在南书房任职,被赐宅西安门内。“辰入暮出”,随侍左右达25年。在讲筵时,“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造膝前席,多社稷大计”。书房自书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后官做到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居官四起四落,或被革职,或降五级,以白酒一盅,清琴一曲,淡然处之,沉而复起。他与子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孙张若霭、张若澄,一门三代入直南书房,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数十年。康熙帝对张廷玉每年元旦(一段时间)赐佳肴、好酒到其家。张英家被誉为“三世得谥”、“六代翰林”。

高士奇(1645~1703年),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生颇富传奇色彩。高士奇为江南才子,杭州乡试,名落孙山。自挑衣被,进广宁门(今广安门),到北京后,再次落第。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在报国寺,摆摊卖字。后入明珠府。一次被命写宫中关帝庙的门楣(横幅)。时值高士奇的生日,他感慨万千,乘酒兴挥写“天子重英豪”五个大字。康熙帝经筵讲义,常由高士奇誊写。高士奇聪明伶俐,语言幽默,善解帝意,屡屡高升。这位曾经悲歌燕市的穷儒,被赐居西安门内,成为朝中的头面人物,下班时胡同车马如织,就连大学士明珠也要向他探访内廷消息。他每日上朝时,荷囊装满金豆,太监每报一事,给金豆一颗酬谢。如康熙帝正在读某书,他知道后就仔细阅读,帝有所问,对答如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随着职位的升高,高士奇的权力欲望也膨胀起来,他与徐乾学兄弟、王鸿绪等人组成江浙朋党,影响朝政。时学士不是三家门徒,不为世人所重。康熙帝对他们格外眷顾。据说康熙帝曾特旨将御膳房八宝豆腐名菜的配方赐给大学士徐乾学,作为其年老回乡后的享用。当徐派人往御膳房取配方时,还被御厨们借“道喜”之名,敲诈千两银子。这个配方后被徐的门生王楼村所得,并传给孙子王太守。这种豆腐流传民间,因而留下了“王太守八宝豆腐”这道名菜。康熙帝的确是清代帝王中善于协调君臣关系的明君。高士奇后因纳贿受到弹劾,休致回籍。高士奇返乡后,康熙帝对其恩宠不减,接连召他入直南书房,命他主持编纂《平定朔漠方略》。南巡之际,令高士奇扈从返京,恩宠有加。他的《扈从东巡日录》、《松亭行纪》等书记载了东北、西北边陲地区的地理风貌、民俗物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康熙帝举博学鸿词科和设立南书房,主要是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同时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民族团结与文化发展。这个贡献应当肯定。

康熙帝优容信用汉族儒生、名士,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他有条底线,这就是不容触犯清廷的、满洲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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