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辽迁都劳民伤财:宋真宗听了何人建议这样做的?

公元1004年,辽国大军在萧太后的率领下大举南侵,一直打到开封以北的澶州,宋廷震动,君臣上下惊惶失措。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战,认为若向南迁都,就会“人心崩溃”,契丹乘势深入,则天下不保,他主张宋真宗应该亲征,“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

最后真宗勉强听了寇准的话,御驾亲征,登上澶州城楼,军民听到皇帝前来,“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真宗驻驾澶州南城,寇准自己到达北城最前线亲自指挥,不仅抵抗住了契丹进攻,而且射死其大将萧挞览,辽军士气大跌,萧太后表示愿意和谈。

虽然寇准不愿意,但宋真宗巴不得早点结束战争,最终北宋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北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代价,双方罢兵言。对于寇准在本次战役中的功劳,宋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战事结束后,他给寇准加官进爵,更加器重。

然而战前主张迁都的王钦若,战后被撤去参知政事的职务,担任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但是此人善于揣摩上意,皇上还是很欣赏他,第二年就有被又升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看到寇准受到皇帝如此器重,王钦若心理不平衡起来,他早就“与寇准不协”,现在更是深深嫉妒,不断寻找机会挑拨离间,谗言中伤。

一日早朝之后,寇准先行告退,真宗目送之。钦若见此,乘机进言说:“陛下尊敬寇准,是因为他有功于社稷吗?”真宗回答:“那是自然。”王钦若又问:“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您以万乘之贵而和敌人结下城下之盟,这是多么羞耻的事啊!可陛下您不以为耻,还说(寇)准有社稷功,这是为什么呢?”

真宗听了一时愕然,有些不痛快,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快把钱输完的时候,就会把所有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下注,这就是所谓的孤注。当时在澶州,寇准就是一个赌徒,而陛下您就是寇准的孤注啊!如果失败把您就赔进去了,这可是太危险了!”

这些话简直是强词夺理,当时寇准把皇帝安排在了南城,而自己却跑到了最前线的北城,如果危险,他自己才是最危险的。此外,如果不是寇准坚决抵抗,辽国势必会取得更大的胜利,那时如果和谈,就不是30万能解决的了。再说当时寇准是不主张和谈的,只因皇上和主和派大臣坚持才不得不同意,现在倒把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看来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在单位上辛苦干活的反而犯错的危险最大,受到指责的可能性也最大;而那些整天不干事的人,却总是对别人冷嘲热讽,甚至造谣中伤。

但宋真宗却把这些话听进了心里,他本来就因为寇准太刚直专断而对他有些意见,经王钦若这样一挑拨,更是对寇准产生了疑虑。到了第二年,真宗就将寇准降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离开了中央。而宋真宗为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开始在王钦若的帮助策划下,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制造自己“君权神授”的形象,搞得劳民伤财,乌烟瘴气。

但公道自在人心,谁对谁错,谁忠谁奸,后人总会有一个客观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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