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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把“理”与“欲”的对立推向了极端，最终导致“以理杀人”。
《儒林外史》里写了一个秀才叫王玉辉，读了几十年的程朱理学，结果越读越愚蠢。他的女婿死了，女儿要绝食殉夫，他竟然表示赞同，并怂恿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不会拦阻你，你就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去叫你母亲和你作别。”女儿死了，他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这是一副典型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图画。
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即是理性的存在又是感性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完全从口体出发，追求物欲享受，无疑算不上一个高层次的人。但是如果仅仅追求与口体之“欲”截然对立的“理”无疑是一种抽象的，虚伪的教条。
“理”与“欲”需要达到某种平衡和协调，究竟达到什么样的平衡和协调，怎样达到这种平衡和协调，这不仅仅是古代先贤几千年来为之探索、争论的话题，更是现代人这种需要加以研究和思考的生活中心。
封建时代，帝王都很重视自己的墓地，可是东汉的汉少帝却被埋进了太监的墓地，十分简陋，只是因为当时已经国破家亡了，汉少帝只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傀儡。
在东汉末年，汉灵帝因为要讨伐黄巾起义军，却不料喂肥了地方军阀，等到汉少帝登基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
汉少帝登基，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势同水火，加上地方割据，可以说内忧外患，加上皇帝年纪小，根本搞不定这四分五裂的东汉，后来董卓进京，汉少帝无兵无权，根本无法与董卓抗衡，还被董卓的大军吓得哇哇直哭。
董卓十分厌恶这个胆小懦弱的汉少帝，于是有废掉汉少帝的想法，不久就开始威逼太后，下诏书废黜汉少帝。
诏书中写：“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意思汉少帝不孝又不知礼，有辱祖宗社稷，于是将他废黜。汉少帝被废之后，陈留王刘协被拥立登基，改元永汉，为汉献帝。而汉少帝则被封为弘农王，在百官见证下，走下皇位，向刘协行礼。
汉少帝被废除之后，董卓就威逼刘辩自杀。死了之后，下令将刘辩葬入已故中常侍赵忠的墓穴中，从此一代帝王就长眠于太监陵墓中。
同治皇帝死后，慈禧曾经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继承人人选问题，慈禧太后说：“此后垂帘如何?”军机大臣中有人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众人纷纷推荐恭亲王奕䜣的儿子载澂，因为载澂的血缘关系是离皇室最近的，如能选择载澂做皇帝，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但是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把持朝政，最后还是选择了醇亲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载湉，听到消息之后，醇亲王载湉当即痛哭流涕，将在场的大臣们都吓了一跳，也惹得慈禧非常不悦，于是年仅4岁的载湉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登上了皇位，改元“光绪”。
光绪皇帝入宫之后，慈禧对光绪非常不错，在宫廷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中，慈禧太后曾经向容龄公主抱怨，痛斥光绪皇帝的不孝，说光绪皇帝小的时候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从未让奶妈带过，光绪皇帝怕打雷，每当打雷的时候，慈禧总是将光绪抱到怀里，虽然不知真假，但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慈禧或许有时候可能会迸发出瞬间的母爱，但是后来随着光绪皇帝的日渐长大，这对母子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深，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光绪为了变法本来想让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和荣禄，可没想到的是袁世凯临阵倒戈，导致变法大业功亏一篑，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光绪皇帝也被囚禁在瀛台，从此光绪皇帝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有一次光绪皇帝在瀛台散步的时候，发现桌子上放了一本《三国演义》，光绪皇帝悲哀的说：我还不如当年的汉献帝啊!这句话不知包含了多少辛酸，对于一个国家统治者来说，失去了自由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光绪皇帝绝非昏君，他清楚的意识到了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所以他才和康有为等人想要重新缔造一个崭新的大清王朝，但很可惜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根本不允许光绪皇帝变法，而光绪皇帝又缺少兵权，最终只能是以失败告终，光绪后半生终日与落日荒草为伍，再无任何政治抱负，去世时年仅34岁。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裸刑的女人是毛皇后，是前秦皇帝苻登的妻子，出身将门，美貌出众、善于骑射，被俘后惨遭裸刑而死。
第二个遭到裸刑的女人，是陈硕贞(陈硕真)。
唐太宗李世民算得上不错的明君了，在他的治理下，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唐。但他死后没多久，就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个起义者就是陈硕贞。
陈硕贞出生地原本是个富饶的地方，但当地赋税很重，又遇上洪流之灾，朝廷也没赈灾，于是饿殍遍野。陈硕贞偷偷用地主家的粮食救济百姓，结果被发现后一顿毒打，在乡亲们的努力下才救了出来。
陈硕贞见如此，就决定起义反抗，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为了发展力量，她散布消息，说自己在深山遇到了神仙，现在已经法力无边，果然吸引很多人，不久方圆百里的百姓都赶来膜拜。
看来利用老百姓封建迷信的不止张角兄弟。
见时机已到，公元653年，陈硕贞正式起义，建立政府，自称为“文佳皇帝”，章叔胤为宰相，童文宝为大将。
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称帝的女人。
后来的武则天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也许正是受到陈硕贞的启发。
攻陷睦州后，百姓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震惊朝野。
起义军毕竟是乌合之众，而当时大唐整体上又是太平盛世，所以随后没多久，起义军失败，数千人被杀，一万人投降，陈硕贞被俘。
对于女人，尤其是这种“大逆不道”的女人，处罚向来是带着羞辱性的，其意无非就是摧毁其形象，也能起到警示他人作用。
唐朝前后，对于谋反的人基本都用肢解，肢解时要剥光衣物，对女性要割去双乳，陈硕贞就是受肢解刑。(野史上说她受尽唐军凌辱后，凌迟处死)
陈硕贞是历史上明文记载的第一个称帝的女人，虽然她最后失败了，但敢于反抗暴政的精神仍然值得后人学习。
瞿鸿禨是最后一代拜相的科举儒臣，可以说生不逢时。他在庚子后入值军机，面临的任务等于是阶级自杀：废除科举，推行新政，办理立宪。他和岑春煊结成联盟，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
从儒家的传统观念看，瞿鸿禨代表清流，袁世凯代表浊流。因为前者是翰林出身，珍爱儒家价值观;后者不是两榜正途，喜欢以利禄驱使豪杰。
在反腐方面，瞿鸿禨比较积极。袁世凯则更重视实际办事能力，多多少少认为消极的操守不是最重要的。但从改革的积极性和可行性方面考虑，袁世凯比他更有责任感。
1906年的官制改革使双方短兵相接。瞿鸿禨知道旧制度已经不可能保全，但仍然希望在变法中多少保留一些遗产，例如用经济特科取代科举，在保留军机处的基础上推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的官制改革计划比他彻底得多，准备干脆取消军机处和科举，拥戴庆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实行彻底的内阁负责制。
京师百官震动，对袁世凯群起而攻之，迫使他狼狈不堪地返回天津任所。军机处改组后，瞿鸿禨权倾朝野，但好景不长。丁未政潮(1907年)迫使瞿鸿禨辞官还乡，永远退出了政坛。
这次事件的真实原因至今难以确定，慈禧太后提出的正式理由是：瞿鸿禨向《泰晤士报》泄露机密，企图利用国际舆论实现驱逐庆亲王的目标。民间的谣言则认为：袁世凯派他的党羽蔡乃煌伪造了瞿鸿禨-岑春煊私通康有为的材料，欺骗了太后。庆亲王-袁世凯集团暂时胜利，但慈禧太后一死，也被摄政王赶走。双方的改革方案同时落空，责任内阁在武昌起义后才得以成立，那时已经为时太晚。
瞿鸿禨隐居长沙，颇有士大夫的风骨，闭门作诗，修身养性，拒绝一切政治事务，跟袁世凯“钓翁眼底小王侯”的所谓隐居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清流与浊流的说法并不是儒生的自吹自擂。
辛亥革命后，他不食周栗，流亡到“首阳山”(上海租界)。湖南军政府对他极为不满，借口筹饷，夺走了他的积蓄。此事的不公正在于：他在晚清是比较清廉的人，反对民国完全出于“忠臣不事二主”的个人操守，并不是反对共和主义理念;袁世凯集团大多不如他清廉，投靠民国完全是机会主义行径，根本不是热爱共和国的原则。
民国当局收买机会主义者，惩罚清高之士，玷污了自己的原则。许多遗老反感民国，其实主要是反对机会主义。郑孝胥就说共和国是美事，符合尧舜三代的宗旨，但大清的臣子既然已经蒙恩食禄，就不能对不起大清。真正的士大夫永远不会忘记他不是普通老百姓，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瞿鸿禨就是这种真正的士大夫。
袁世凯把他的隐居解释为留念君主制，以为洪宪复辟就能让他满意，卑辞厚礼请他出山，却遭到拒绝，因为“事二夫(士大夫对待君主犹如女子对待丈夫)”比投靠民国更可耻，投靠民国或许还真是因为偏爱共和国的缘故，投靠新皇帝就说明你什么原则都没有：如果你爱君主制，为什么要背弃施恩于你的大清?如果你爱共和国，为什么要投靠袁皇帝?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还能勉强解释成共和国天下为公;自己做皇帝，那就变成欺骗孤儿寡妇的奸臣和欺骗国民的国贼了。黎元洪、徐世昌等人都在大清做过官，可以根据前一种理由投靠民国;但如果第二次倒戈，就没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了。袁世凯一称帝，就等于宣布他的臣子都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者，同时得罪了新派和旧派，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法统重光以后，黎元洪大总统佩服瞿鸿禨的节操，再次请他出山。他仍然拒绝，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位隐士的晚年生活非常简朴和节制，令人难以想象他曾经身居相位。他以作诗和育儿为乐，身后只留下大量的藏书，结果产生了大学者瞿同祖。在遗老们看来，他和袁世凯的生平证明了他们的观念或偏见：无论多么美好的事业，都经不住投机分子的玷污。英国人热爱君主，美国人热爱共和国，都是美好和正当的，但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解放了投机分子，毁灭了正人君子，使得任何主义本身的优劣都变得不太重要了。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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