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珅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科尔布鲁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