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导读：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人，大概都记得清朝贪官和珅与乾隆皇帝密谋罗织“清风案”文字狱的罪名，就是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可以说，这个所谓的“清风案”让许多现代中国人都知道了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实行文字狱的严酷与荒唐。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严酷与荒唐既源于清代封建帝王的专制和残暴，也源于当时官场的黑暗，以及官员的无耻和贪婪。
当时，因一句诗而被定罪的文人士子数不胜数：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被曲解为是反清复明的口号。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诬陷为辱骂满清夺了朱氏江山。这二人皆被戮尸。江苏生员韦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个“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员程明湮为一位老人写寿文，用了“创大业”三字，被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牵连。安徽贡生方芬的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一句，不仅被刨坟戮尸，而且祸延子孙。
其实，“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但在清朝作诗行文稍有不慎，用了这两个词就被会成为反清复明大罪，轻则身陷囹圄，重则横受诛戮。康乾时期文字狱的兴起，也给一些挟怨小人提供了报仇之机。他们挖空心思在对方诗文中寻字摘句，进行诬陷。只要是狱案一成，不仅会家破人亡，而且会株连亲友，祸及子孙。但是，也有一些官员由于无耻和贪婪，而让自己的深陷文字狱的惊天大案之中。当时，这方面最有名的文字狱大案是“古稀案”，这个案件的主角是乾隆时期的三品大员，官至大理寺卿的尹嘉铨。
尹嘉铨，举人出身，先后作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升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在任大理寺卿时，负责稽查觉罗学，就是以大理寺卿的官衔负责满族贵族子弟的教育。乾隆时期，他曾请令旗人子弟同汉人子弟一样读《小学》。《小学》是朱熹编辑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尹嘉铨也以名儒自居，自编了一本《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致仕退休后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尹嘉铨一心想要参加接驾盛典，但苦于没有圣旨要传召他觐见，后灵机一动，想到了其父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若是乾隆恩准，不但自己博个孝子名声，而且自己还能乘机大出风头。
于是，便派儿子先将自己“为父请谥”奏折送去让乾隆御览，自己呆在家中等候消息。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乾隆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为父请谥”的奏折后，却大为恼火，立即提笔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下旨，将尹嘉铨 “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大学士三宝、英廉和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老家的家产及书籍。大学士三宝、英廉奉命查抄了尹嘉铨在北京的家产，并搜查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封、书板1200块。直隶总督袁守侗又查没尹嘉铨之父尹会一祠堂一所，随祀田地84亩之多，又有义学田一顷。另外，还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派员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检阅。
尹嘉铨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道学家，非但藏书丰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而且著述之多也不是普通文人、官僚所能比拟的。他自己撰写、编纂的书有八十余种，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书，总共约九十多种。这些书都是英廉等人检阅的重点，最后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更要命的的是，他在《名臣言行录》中自称“古稀老人”，而当时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岁时作御制诗称自己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铨如此自称“古稀老人”便是犯了大忌。于是，“为父请谥”的奏折便引发了一起史称“古稀案”文字狱的惊天大案。
说起来，尹嘉铨一生为官，最后官至大理寺卿，按说熬到这个位子致仕退休，也可以心满意足、安度晚年了。但是有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不能心满意足、安度晚年。因为这样的人，没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膨胀。尤其是人到了晚年，更是看重声名的满足。这尹嘉铨正是因为求名的欲望的膨胀而祸从天降的。尹嘉铨被抓到京城三堂会审，前后被提审了十七次。审官当堂羞辱他，大批特揭其强娶烈女为妾道德败坏一事。直批得尹嘉铨跪在堂下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痛哭流涕骂自己欺世盗名，是寡廉鲜耻的假道学。就这样，这位学者型的官员，致仕退休后还不知道保持晚节，却因名所困，为名所累，最终为了名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实，尹嘉铨晚年求名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且被其悍妻所逼。据尹嘉铨供认，他之所以如此是被家中悍妻威逼才向皇帝要名声。原来，尹嘉铨在致仕退休之前，曾经事先答应老婆，觐见乾隆时要讨一顶花翎回家。但是，当时乾隆不仅没有赐他花翎，而且自此对他十分厌恶。尹嘉铨致仕退休之后，在他的这位凶悍的老婆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其实，作为一名致仕退休官员的老婆要求有荣誉感，希望老公有个好名声，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要求也要有个底线，不要让老公太为难，更不可强求。尤其是不能让老公到了不顾生死地向皇帝狮子大开口的地步。尹嘉铨在老婆逼迫下，狮子大开口，伸手向乾隆要声，讨荣誉，结果险些将全家的性命都快要陪上了。
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这年4月17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给乾隆皇帝奏疏，上报了尹嘉铨的罪证及刑审情况，最后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16岁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当日，乾隆看过奏折后，立即下了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处处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三日后，又复旨道：“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家乡直隶和他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督抚，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查抄审阅，结果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之书全部焚毁，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则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最终销毁尹嘉铨著述编纂书籍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等。抽毁的有尹嘉铨疏注的《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等。这种以书罪人、杀人、以人废书、禁书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见惯的。尹嘉铨深陷文字狱惊天大案，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继而拷讯，查审著作和藏书;最后“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各种著作，无论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触犯禁忌，一律销毁。这起“为父请谥”的奏折引发的“古稀案”文字狱的惊天大案，尽管彰显清代封建帝王的专制和残暴，但是从中也看出尹嘉铨这样追名逐誉官员的无耻和贪婪。
如今看来，尹嘉铨的“古稀案”的虽然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是一个害怕悍妻的退休官员所造成的。但对当今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有惕励的特别意味，值得人们深思。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道加减法，年轻时不断地追求，不停地增加，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晚年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般赤条条地离去，一切归零。所以到了一定年纪，就要见好就收，鞠躬谢幕，让人生自动切入另一道风景，让前台的灯光转换成幕后的明月，何尝不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呢?
还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一诗中说得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即便到了桑榆晚景，还是有红霞满天的。人老了更要有一种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千万不要像尹嘉铨一样，退休后还要因名所困，为名所累，最终为了名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同时也奉劝名誉感过于强烈的悍妻们，千万不要太为难自己的老公，逼迫他们向领导要过分的名誉，万一他的领导像乾隆一样的话，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