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崇祯帝在煤山上吊殉国。满清大军随即入关,以屠刀强迫汉人百姓剃发易服。从此华夏沉沦、衣冠丧尽,中国大地走进持续二百余年的黑暗时代。
多少后世之人提到这一痛史,无不以为从努尔哈赤起兵,明朝萨尔浒、广宁诸战惨败后,辽东就已经成为大明王朝流血不止的伤口,难以痊愈的恶疾,因此与其将举国精兵强将、大量财政支出白白耗在此地,修建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城堡壁垒,养一支只会用大炮守城的“关宁铁骑“。
倒还不如学习宋朝和辽国签订和约那样,答应皇太极的求和,和满清罢兵修好,先把重心放在平息关内十三省的内乱,哪怕放弃辽东千里沃土,也好过真实历史中大明亡国的地狱场景。
然而,这只是事后诸葛亮,一厢情愿。明末和满清议和,并没有实际可行性,只能是徒然取辱,绝不可能挽救国家。
凭什么总有人就认为作为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谁与争锋的不世枭雄,皇太极难道不比我们后人更清楚,真等近亿人口的大明朝压制了民变,理顺了内政,只有几万本族兵丁的小小满清,就只有被这个庞然大物碾死的下场?
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最大的偏见,莫过于认为他们是一帮不懂计谋的蛮子。其实那种远比中原更严苛的生存环境,从来只有最精明狡猾的人才能存活下来。纵观历史,即使最为守信用的蛮夷——契丹人的辽帝国,其实在百年和平期里,不还是一样三天两头来敲北宋的竹杠?
满清更是远比辽国金国更狡猾的对手,不客气说,和他们议和,除非你是让他们鞭长莫及的列强,否则无论崇祯、南明、郑家还是吴三桂,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功,至多只能是短时期休战。
宋辽澶渊之盟的前提,是萧大王萧挞凛战死,十几万辽军精锐连同他们的皇帝太后孤悬敌国,危如累卵; 宋金绍兴和议虽然足够无耻,泱泱天朝竟向蛮夷称臣,那也是建立在岳飞、刘锜等中兴名将们把金兀术轮着刷了一轮战绩的前提下。
这些和议能达成的前提,都是宋军能战敢战,前后野战连续数万计地割对手人头,对手摄于汉人王朝的武力,不可轻忽,才不得不议和。
而如靖康之变汴京围城的时候,宋徽宗宋钦宗倒是极有和谈诚意,都亲自送上门了,金人怎么对他们的? 昏德公、昏德侯;南宋临亡国前也企图称臣、称孙于蒙古,但求苟安,可那时的忽必烈又怎么可能答应?
【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遣监察御史刘岊奉表称臣,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
常有人怪崇祯帝不识时务,或怪士大夫如黄道周等误国,没有和满清议和,好腾出手来先安内。以明末局势而论,不客气说:全系妄想而已。
崇祯朝中后期是什么战局?清军出入华北各省四处抄掠扫荡,如入无人之境。
如第三次阿济格入关,抵居庸关,克昌平,扫荡京畿,直逼北京城下,抓回人畜十八万,临出门给拥兵不敢前的明军送上「诸官免送」的牌子;
第四次多尔衮入关,五个月内转掠二千里,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河北山东七十余州县,害死孙承宗、卢象升,抓走德王朱由枢、其子郡王朱慈颖,并人畜四十六万,掠得金银百余万两。
最后一次阿巴泰入关,扫荡山东全省,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逼得鲁王朱以派上吊,抓走人三十七万,畜五十五万。而且还将鲁藩五个郡王千名宗室集体斩首,这已经是完全不再留与明朝谈和之余地的表现了。
这几次清军入关,明朝将帅拥兵观望,眼睁睁看者清军掠去大笔人口牲畜,满载而归。除了卢象升卢忠烈公举五千天雄军与之死战,巨鹿殉国外,竟再也没有一支敢与之野战的明军部队。
其实大明王朝传到了崇祯年间,二百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病,早已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十余位皇帝薪火相传至此的军政体制,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亦跟不上生产力水平发展了。
就引卢象升巡视九边后,汇报给崇祯帝的一段奏折: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拿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绔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这就是大明朝的前线支柱武力、西北边军将士当时的状况。一群平日卖儿、鬻女、典妻、乞讨,或与将主为奴来维系生存的乞丐和奴隶,指望他们保家卫国到几时?一个连帝国核心武力都弄成这样子的政权,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么?
所以,皇太极口头上是有很多和谈要求不假,可是只要明军还是一天打不赢清军,甚至连野战的胆子都再有,这种情况下达成的所谓”和约“对满清的侵攻会有任何约束力可言么? 撕不撕毁还不就只在皇太极的一念之间么?
正因双方如此悬殊的战力比,明朝想和满清议和,是根本没有任何如宋金和议一般成功的可能的。就算真达成了所谓的“明清和约”,那也必然是建立在明朝之所失、满清之所得远比清军破口所掠更多的前提下。
除非崇祯皇帝去学清末的满清当局那样,彻底不要脸,当个满清代理人性质的卖国政府,——那样的大明亡了也罢,即使如此,又能苟延残喘几年?怕是只会比真实历史上灭亡得更早。而这样一个彻底出卖国家与民族的朝廷,更会留下千秋骂名,永为后世耻辱,更让后人蒙羞。
是以,崇祯帝可能确有很多施政不当,但唯独不和满清议和这条,(或是虽一时动摇,有陈新甲事,但很快改弦更张),看得清楚,无可指摘,当得起“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君王死社稷”的毅宗烈皇帝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