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1684年到1784年一百年的时间里，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进行了12次大规模的南巡活动。南巡正是帝王与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与大清王朝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逐渐融为一体。
12次南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除了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选择了晚秋至初冬的寒冷时节出行外，其他数次南巡都在新年之后的正月或二月从京师启行，抵达江浙二省的时候正是阳春三月。江南莺歌燕舞，繁花满地，为帝王的南巡之旅增添了不少明媚的色彩。
康熙、乾隆每次从京师下江南，再叫銮至京师，大概要三到四个月之久。这期间，水陆转运、物资调集、人员流动、城市建设等颇经周折，个中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着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康乾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当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等手段，向江浙官员和富商捞取私房银。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康乾二帝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风流。在清代产生的114名状元中，江苏人有49位，占到43%。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考生达2万多人。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土类、笼络人心。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众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广有市场。乾隆南巡时，一方面对文人士子采取笼络手段，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大兴文字狱。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像洪泽湖、高邮湖等一旦泛滥，淮安、扬州、泰州等地则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记》中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亲临阅视。”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动用了几千万两白银，对减少水患、保护百姓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江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乾隆时期，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人气旺盛。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苏占据其三——南京、扬州、苏州。南京，人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家”：苏州园林，享誉天下：扬州，更是富商云集，美景、美味一应俱有。皇帝来到江南，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吃得可口，当然是乐此不疲了。
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江苏没有高山峻岭、荒蛮之地，盗贼流寇难以藏身。特别是江苏人禀性温顺，加上日子比较富庶，属于那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地方。皇帝到这里，凶险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康熙帝首次南巡时，“三藩之乱”刚刚结束，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渐趋稳定，然而朝代更替的痕迹在各地仍比较明显，不少名胜景观处于荒颓状态，江浙地区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稳定，不少文人士子对明王朝仍抱有“故国之思”，对清王朝态度犹疑。而至康熙晚期及乾隆时期，清王朝的凝聚力日益增强，江浙地区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巡的主要路线经过清代直隶、山东、浙江、江苏数省，浙江、江苏二省是南巡的主要地域范围。除康熙帝第一次南巡仅到苏州就回銮、两位皇帝各到过一次绍兴外，其他数次南巡都以杭州府为终点。杭州、江宁、苏州作为江浙二省的核心城市，是皇帝驻足最多的地方;宿迁、淮安地区，因察视河工的需要，也是南巡的重点区域;扬州城盐商靡集，盐商为皇帝提供各类声色游乐活动，在12次南巡的旅程中，吸引了皇帝越来越多的目光。
此外，声势浩大的南巡活动，也给江南地区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冲击。皇帝与地方官员、士绅、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一起参与并体验着这种变化。在皇帝下江南的过程中，江浙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地方官商与帝王一起打造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和视觉盛宴，其中花样百出、创意无限。京师与江南沟通有无，既注重南巡盛典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展示出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江浙地区的城市和地域文化景观在南巡过程中飞速成长，南巡中的城市和景观建设成为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基建工程，中央和地方官员对巡幸道路、行营、行宫、历史名胜、园林建筑进行全面普查营缮。江浙地区日渐富丽，面貌焕然一新。
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徜徉于江浙地区的诗意山水之间，与一些着名的江南文土结伴游玩、诗歌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他们用皇家的笔触描述诗意的江南，成为江南景观史上一段特别的经历，这种影响深深地刻印在江南地区的山水文化之中，至今仍有着清晰的印记。皇帝醉心于江南山水，努力将江南文化携带至京师宫苑之中，造成了清中期京城皇家园林中的江南文化热。尽管因为地域和气候的原因，江南文化元素在京师的生长难免会有不适的状况，但是皇帝的行为仍然增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
康熙、乾隆南巡，是当时的统治者接触社会实际、了解风俗民情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他们都十分重视治理黄河，兴修水利，优礼土子，蠲免赋税，利用南巡的机会治理水患、安定社会、了解民情、争取人心，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情。这些举措，对统治者制定治国方略、解决现实问题、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统治，是有相当益处的。
然而，皇帝出巡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开支浩繁，劳民伤财。帝王出行，总要有一定的仪式、规格，总要耗费一些国家财力，即使是康熙南巡也存在同样问题。但这些花费完全在皇帝个人的掌握之中。这样，实际花费的多少就因人而异。能够自我约束的帝王，就会比较爱惜民力物力，顾念民生多艰，不随意糜费：反之，则会大肆铺张，任意挥霍;乃至劳民伤财，损耗国家元气。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南巡，康熙、乾隆二帝相当清楚地了解了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数月，随驾当差的官兵数千名，约需用马数千匹和船数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南巡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入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联。”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有南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