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杜甫的命运很不幸。与其文学才能相比,他的经世能力堪成反比,中年之后只能不断投靠他人来维持生计。而且他的个人性格似乎也有瑕疵,时人评价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这显然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更糟糕的是,他生逢乱世,赶上了唐代盛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在这种种的因素下,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时常忍饥挨饿,甚至于他的死因,也与食物扯上了关系。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杜甫死于饮食过饱,唐代人编著的《明皇杂录》中描述:杜甫在漂泊至湖南耒阳的时候,为洪水所困,差不多十天都没有进食。后来幸亏当地县令派船救助,并且赠送杜甫一些牛肉和白酒。长期的忍饥挨饿之后,本应慢慢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让肠胃逐渐适应。但杜甫一下子猛吃猛喝,牛肉又不是易消化之物,结果肠胃难以承受,反而因此丢掉了性命,时年59岁。
一代诗人如此死法,自然令人叹息不已,后世还有人假借韩愈的名义,写了一首《题杜子美坟》的歪诗来感慨杜甫之死: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到了近现代,又有学者结合现代医学认为:杜甫死因确实与食物有关,但不是死于消化不良,而是死于食物中毒。并分析认为当时正值暑热天气,旧时并无冷藏技术,牛肉极容易变坏腐化,从而产生毒素,而饮入体内的白酒又会促进毒素的循环,杜甫身体本就虚弱不堪,从而导致食物中毒而死。
虽然杜甫的死因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无可争议的事实便是由于长期动荡、贫困的生活,杜甫的身体状况确实很差,早衰迹象非常明显:他四十多岁时候已经满头白发,像一个老翁一样;而且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晚年,肺疾、风痹、疟疾、消渴(糖尿病)等频繁发作,视力变弱,耳朵也有些聋,就连牙齿都已经半落,有时候走路都需要拄杖,平生最爱的酒也不敢常喝。
但实际上,杜甫并非不懂养护身体之道,他对于养生颇有兴趣,也谙熟药性,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他曾着迷于寻仙访道,不但与从事修炼的道士结交,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和李白一起到王屋山寻访世外高人,想学长生之道,当寻访未得时,竟然夜宿石阁,希望有神仙半夜来传授他金丹秘诀。在他的诗歌中,鼎炉、丹砂、姹女、金丹等与炼丹有关的词语并不鲜见。只是炼丹也好,服食也罢,总归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像杜甫这样连温饱尚成问题的文人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杜甫时常在山野间采集药材,或者偶尔自己种植一些,他对于药物的药性、采集、炮制等都非常熟悉,留下了许多诗句。但是这些亲手采集、加工而来的药材并非自用,而是要出售来维持生计,特别是较为名贵的药材更不可能留下自用,正如他在《赠李白》一诗中所说:“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杜甫一生中,曾经屡次卖药来维持生计:
在长安十年,曾满怀政治抱负的杜甫科举失意,向权贵献诗也屡屡受挫,没有收入来源,时常忍饥挨饿,无奈之下,只好“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家带口逃难途中,又操起采药、卖药的旧业,“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甚至一度濒临绝境,全家饿得呻吟不止,只好在山间捡一些橡栗充饥;到了成都,杜甫在浣花溪旁安顿下来后,还曾经开垦药圃,并“洗药浣花溪”;晚年流寓湘江时,又再操旧业,白天上岸卖药,晚上夜宿孤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显然,这些悲惨的遭遇对于杜甫个人而言当然是大不幸,但对于诗坛而言,则是福音,或许正因为“诗穷而后工”,由于诗人杜甫有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才能挥笔写下那些千古流芳的作品。杜甫诗歌感人至深,具有无比的艺术感染力,甚至被认为可用来“治疗”疾病,当时便有“杜诗除疟”的美谈。据时人记载,杜甫写《姜楚公画角鹰歌》诗后,曾请好友郑虔品评,郑虔读后说:“足下此诗,可以疗疾。”这当然是在恭维,赞其将鹰的威猛描绘得极为形象,令人不觉悚然。后来,郑虔妻子恰巧生病。杜甫遂引自己诗句对郑虔说:“你先对夫人读‘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果没有好转,就再读‘观者徒惊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若还是没有用,就读‘昔日太宗拳毛,近时郭家狮子花’。倘若病仍不愈,那么即使叫医和、扁鹊这样的名医来也没用了!”
显然,杜甫是在与郑虔嘲谑而已。不过,传到后来便出现了多种版本,甚至称有患疟疾者读其诗后霍然而愈。但不论怎样,杜诗可以治病的名声就这样延续了下来。清代一则医案也称某人患有气痛症,每当疾病发作时,就赶快朗诵杜甫的诗,只要读上几首,气痛症立刻就好了。其实,杜甫的诗当然不可能除疟疗疾,但若于病中品读,读之入神,不觉便会忘记身体的疾痛,这也算得上一种精神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