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怎样的

  按理说他们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骆秉章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这时,胡林翼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这时,见“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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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锦上添花,帮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

  当时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

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

  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终于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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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

  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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