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当时曹操未立太子，曹丕为五官将，而曹植才名方盛，曹丕派人求计于贾诩，贾诩说：“但愿将军能够弘扬道德，培养气度，实践士人的责任和义务，勤勤恳恳，孜孜不倦，不做违背孝道的事情，也就可以了。”
曹丕听从了他的建议，刻意磨练自己。后来，曹操私下问贾诩对立嗣的看法，贾诩闭口不答，曹操问他为何不答，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啊。”曹操大笑，于是于该年立曹丕为太子。
曹植聪颖，曹操想立曹植为太子，但又担心废长立幼引来祸患，所以问贾诩。而贾诩深知大家内事不便一个外人直言，便委婉说出袁绍、刘表之事 (刘表、袁绍皆因废长立幼而招致内乱。)，但可以说是明示曹操：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也。
《隋唐英雄传》中的燕云十八骑由罗艺率领，和虎贲军一样骁勇善战，但是十分神秘，每人都带着面罩，可以说是一支精英部队，由有十八个人组成。历史上没有真正记载过燕云十八骑，只是在史书中偶有提到十八骑，电视剧传说都将这些人物神话了。
《隋唐英雄传》燕云十八骑
燕云十八骑是由靖边侯罗艺领导的骑兵部队，相传他们总共由十八个人组成，他们身着寒衣，腰佩弯刀，脸带面罩，头蒙黑巾，只露双眼，外身还披着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马靴配有匕首，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十八只，同时都配有清一色的圆月弯刀。
燕云十八骑一般都是在大漠活动，很少进入中原。神出鬼没，并且个个都带着面罩，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燕云十八骑每次出现时，都将给蛮族带来一次惨绝人寰的大杀戮。快如风，烈如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强弓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未尝一败。
突厥大举入侵罗艺统治的北部边疆杀掠，罗艺率燕云十八骑偷袭，将突厥打得大败。在突厥退兵途中，罗艺以燕云十八骑为先锋，数千骑兵跟进，再次大败突厥，罗艺一直深入草原追到突厥辽部的驻地，将突厥辽部几万男女老少全部杀死，一个不留，从此以后突厥视“燕云十八骑”为魔鬼，罗艺因此身名大震。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王经匍匐在曹髦的皇辇前，哭着劝皇帝回去。可是，他的眼泪，没能阻挡住曹髦维护自尊的脚步。还没出宫，曹髦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迎战的千余名禁军。这群禁军以司马昭的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皇帝扑了过来。曹髦仗剑大喝道：“吾乃天子也!你们突入宫廷，难道是想弑君吗?”
曹髦毕竟是皇帝，士兵们见皇帝动怒了，一时惊慌失措，呆立在那里。司马昭的手下成济问贾充：“这该怎么办?”贾充激他说：“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那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抓起长戟就向曹髦冲去。曹髦没料到有人真敢和自己动手，大惊失色，喝道：“匹夫敢无礼乎!”一言未讫，已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跌出皇辇……
曹髦死了，大睁着双眼，怒视着司马氏狰狞的笑脸。那一刻，山河失色，日月无光，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死而悲泣……
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的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最终虽然未获成功，但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是壮志未酬的皇帝，更是值得尊敬的斗士。他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看人脸色和受人摆布。他有一身傲骨，他有刚烈的血性，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宁愿鸡蛋碰石头，与乱臣贼子司马昭进行了残酷的命运抗争。结果，他赢了，他用壮烈的死亡，赢得了帝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傀儡皇帝没少上演，但是要说到最有骨气的傀儡皇帝，那就非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属了。
司马懿，首先他是个奸臣。
前不久热播的《军事联盟》和《虎啸龙吟》在一定程度上对司马懿进行了美化。"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大军师司马懿》剧照
如何认定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奸臣，我以为，权大而盗即为奸。也就是说在权力膨胀的前提下，一个人想着盗窃更大的权力，这里的盗窃也就是篡权。
陈娇评价司马懿：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也就是说作为朝廷的栋梁和主心骨司马懿是毋庸置疑的，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公元251年八月，这一年司马懿73岁，一代枭雄司马懿总算要走向了生命的结尾。据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叫到床前对他们提到"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善理国政，辅帝平神州，慎之!慎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司马懿到死时才真正显示出自己一丝的忠心吧。
提起多尔衮，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气甚至比皇太极还要大，多尔衮确实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正是在多尔衮的力主下，清朝才入关占领整个中原地区，可以说在清军入关这件事情，多尔衮是有绝对的功劳的，如果没有多尔衮可能清朝入关没那么顺利。
除此之外，多尔衮年轻的时候降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在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登基这件事情上多尔衮也有拥立之功，那么问题来了，多尔衮那么厉害，努尔哈赤也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立多尔衮为太子呢?
1、渔猎民族立国，崇尚的是实力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好多部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都属于明朝奴儿干都司管辖，到了努尔哈赤发布了七大恨，凭借十三副铠甲起兵，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
请注意，这里努尔哈赤是称汗，这个跟之前的匈奴、突厥还有蒙古都是一样的传统，这个大汗虽说跟中原皇帝类似，但实际上仍然是谁的实力强大谁就是老大。
大汗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或者是谁有实力谁来当这个大汗，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年后，努尔哈赤正式称皇帝，大汗可以推举，皇帝可是家天下。
但毕竟从努尔哈赤开始称帝，女真人还是很崇拜有实力的人，很明显，当时的皇太极比多尔衮有实力。
2、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太子
努尔哈赤有个长子叫褚英，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凭借多年战功，一度是早期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
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努尔哈赤发现了这一点，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
随后努尔哈赤立代善为太子，代善虽然在后金的建立过程中有汗马功劳，但是却因为区别对待前妻儿子遭到努尔哈赤的训斥，并以此为理由废黜了代善，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就没有立太子。
皇太极虽然是第八子，但凭借政治才能和军功逐渐获得了努尔哈赤的信任，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皇太极被拥立为皇帝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平衡。
3、年龄也是最大的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深受努尔哈赤喜欢，所以努尔哈赤在废黜代善以后，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此时的多尔衮才八岁，虽然拥有显赫的地位，显然并不能让八岁的多尔衮拥有实权。
当皇太极1626年即位，此时的多尔衮才15岁，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当时后金那么多部落，实力人物较多，关系错综复杂，15岁的多尔衮是无法压住局面的。多尔衮也是后来才崭露头角的，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孩子。
如果多尔衮比皇太极大，说不定多尔衮就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了，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刘炟生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生母是贾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二月十九日，刘炟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岁。刘炟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很受父亲汉明帝的器重。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尊嫡母皇后马氏(明德皇后)为皇太后。同年八月十六日，葬汉明帝于显节陵。十月初二日，大赦天下。
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刘炟在章德前殿去世，时年三十一岁，谥号孝章皇帝，庙号肃宗。遗诏不起寝庙，一概依照安葬汉明帝的制度。同年三月十八日，刘炟被安葬于敬陵(今河南洛阳东南)。
政宽刑疏：史称，刘炟忠厚仁义，笃于亲系，其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譬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刘炟废除这项制度。但是，刘炟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从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却把这些负担都转嫁到百姓头上。可见，刘炟之宽疏，并非完全建立在制度原则之上。
刘炟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也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灾祥谶纬之学上。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刘炟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百姓;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刘炟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禁除酷刑：刘炟在位期间，行宽厚之政，废除了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亲属皆受牵连的法令，改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批准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
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提倡儒学：建初八年(公元83年)，选高材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继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维护丝路：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诸部归服，中央政府在该地建立都护府。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刘炟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汉章帝刘炟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刘炟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刘炟是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刘炟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在西域生活多年，他有些依依不舍，西域人民也爱戴和尊敬他。听说班超要回国，疏勒国人民惊惶不安，因为班超对付匈奴有办法，班超一走，又要永无宁日了。疏勒都尉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尔归!”说罢，即引刀自刎。
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只好拨转东行。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坐骑的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刘炟，请求他留屯西域。刘炟同意了班超的请求。
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大汉。建初六年(公元81年)，班超在疏勒上书汉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刘炟支持了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
斯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刘炟大喜，立即命令他为假司马，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为强大，班超又请求汉章帝刘炟遣使慰问乌孙国王，刘炟同意派遣使臣前往乌孙。
乌孙国王非常高兴。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乌孙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刘炟觉得非常称意。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以后的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道路。
刘炟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此时，思想活跃，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刘炟还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光武帝之施政方针，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
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而且刘炟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总之，刘炟仍然是东汉早期数得着的一代明君。
刘邦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国皇帝，都实行分封制，封王。在封王的问题上，刘邦大封功臣为异姓王，而朱元璋却做得很绝。
当年，因为异姓王的问题，刘邦吃了不少苦头;而今，朱元璋汲取刘邦的教训，异姓王一个也不封，尽管他们功勋卓著。朱元璋时代，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等，皆为追封。
朱元璋定下的这条规矩，后世严格执行，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二百七十余年间，朱氏宗室可以封亲王、封郡王，外人没此资格。
当然，凡事没有百分百的绝对，朱棣时代就有一个特例。不过，此人不是汉人，不是靖难功臣，而是一个投降明廷的蒙古人——也先土干。
也先土干，蒙古人，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太保、恒阳王也先不花的六世孙。也先土干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时，元朝已经覆亡，进入北元时期。自称大元朝太师的阿鲁台，是北元头号权臣，对外与明朝屡和屡战，成为朱棣的头号大患;对内党同伐异，一手遮天，不少官员叛逃。也先土干就是一位叛逃者。
也先土干“素桀黠，为阿鲁台所忌”(《明史·金忠传》)，留在北元只能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几为害者屡矣，危不自保”(《明太宗实录》)。迫不得已，也先土干只能南下，带着全家及部属投降明帝朱棣。
《明史·金忠传》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北征，在抵达上庄堡，金忠率妻子部属来降。明成祖赐其姓名，封忠勇王”。《明史·成祖本纪》载，二十一年“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可知，也先土干投降后被赐名金忠，封忠勇王。
由也先土干而金忠，也先土干臣服于朱棣，且有了汉姓、汉名，已然经大明帝国的子民。自明朝建国以来，金忠(也先土干)是第一个异姓王。
金忠虽投降明廷，但寸功未立，何以封王?笔者认为，其一，金忠此前是蒙古(鞑靼)王子，而今封王，似当匹配;其二，“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明史·金忠传》)。朱棣御驾亲征，劳师动众，却一无所获，未免懊丧忧烦。金忠来降，如雪中送炭，朱棣能不高兴吗?
忠勇，非地名，非城名，是一个誉词。虽然封王，但金忠这个王既非亲王，也非郡王，而是一个虚王，一个没有封国、没有地盘的名誉之王。所以，金忠这个忠勇王地位不高，位列公侯之下，“赐冠带织金袭衣，命坐列侯下”(《明史·金忠传》)，“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明太宗实录》)。
既保住性命，又受到礼遇，金忠感动地热泪盈眶，“大明皇帝，真吾主也”。收服了金忠，朱棣终于可以对全国臣民有个交代了，于是宣布胜利班师，一路上大张旗鼓。金忠哪见过此等场面，“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回京后，金忠又得到奖赏，“赐忠勇王金忠诰劵、金印、朝服……”(《明太宗实录》)。
因对阿鲁台有切齿只恨，金忠多数请求充当先锋，攻打阿鲁台。挨不住金忠再三请求，朱棣于次年再次御驾北征，不但一无所获，反而亡命于半途。
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即位，继续优待金忠，加太子太保，给两份俸禄。仁宗死后，宣宗即位，金忠仍旧受到器重，被称赞是西汉匈奴降臣金日磾似的人物。
西汉的异姓王，能得好死的寥寥无几，而金忠却得以善终。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金忠去世，“其卒也，上甚悼惜，赐赙祭命有司治丧葬加厚焉”，并褒评其“忠勇悍善战，晓道理”(《明宣宗实录》)，哀荣不错。金忠之后，大明帝国再无异姓王。南明小政权时，时局混乱，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异姓王，如延平王郑成功、平辽王孙可望等。
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