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古代官员为何都爱被外派?远离皇帝好耍威风

  导读:这是欧阳修《早朝感事》中的两句。虽说是白描百官上朝图景,但语气间很透着一些得意情绪同样是当官,可牙牌这东西,只有京官才可以用,插在腰间去金銮殿上参议国政,有多神气!所以《卓异记》里说两个官员互相嘲戏,做京官的便说“输我腰间三寸白”,当面取笑做地方官的缺少这块牙牌。

  然而在明人李诩所撰《戒庵老人漫笔》中,倒有了更加实惠的说法外任官与京职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爱外任有排衙。”这个“排衙”,照《土风录》的解释,就是大“陈执事,役吏叫头,皂隶吆喝”,从而成为官署里“装门面”的代用词。那等处在“天高皇帝远”条件下极尽威风的情感体验,更不是连打一把伞盖亦不许可的京官们有机会获取的,伏在天子脚下捧一块三寸牙牌,又哪能与之相比?

  “装门面”的场景太多,有关催科、问案、科考等部分,我们将放在以后的章节中叙述,这里则撷取若干通见常例来说说。先说“衙参”,就是典型的苍蝇脑袋蚊子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其根据是每个月必有若干日期是大小佐属官吏参见县太爷的时间,有事议事,无事扯淡,最要紧的是制度和礼仪不可稍有废弛。《笑笑录》云,“州县衙参情状可笑,有分段编为戏出者”。我们不妨就以该书所引戏目,来略微说说衙参的情况。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

  这是讲一班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驿丞、税监之流,尽管都是八九品乃至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有如蚊蝇之微,倒也是一人一顶乌纱帽,赶在黎明前来到县衙门里;先是一阵吵吵嚷嚷,好比鸦聒鹊噪;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全都各就各位地站好了,是为“鹄立”,又叫“小站班”,好比是百官上朝那种大场面的翻版。

  “五曰鹤惊,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

  二梆敲过,堂鼓击响,于是肃然起敬,像鸭子般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走上堂去参见知县。为什么叫“鹭伏”呢?原来鹭鸟的特征是颈足俱长,高大瘦削,而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又不用大礼,只须做礼拜的样子便可,身体是不会矮下去的。

  “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

  官身虽卑,毕竟都有个座位,但坐的姿式得带点前倾,以示恭敬,是为“蛙坐”;坐定后,献茶谢茶,听大老爷讲话,若无搭讪的话由,便是“静默五分钟,各自想拳经”,或者猜疑老爷此话因何而出,有何特别含义,心里忐忑,仔细琢磨,所以称“狐疑”。

  “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衙参的门面摆完了,县太爷端茶送客,各人走出来的时候,也得有一定姿式,这就叫“蟹行”;到了大门外,全无拘束了,又如“鸦飞”;接着便各自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上轿后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迟到的早饭后,再上床补睡一觉,做一个“蚂蚁缘槐夸大国”的美梦。这等“小国君臣”、“土朝会”的情状,不是很滑稽吗?

  次说“出行”,那就更威风八面了。同样是七品官阶,假使在京朝当个主事,雇一匹脚力还得自己掏钱,倘若是放到地方做县太爷,便是天壤之别了:稳端端坐在蓝呢大轿里,前头一把蓝伞,一匹顶马,亲兵护卫、差役喝道不算,还有四块、六块乃至八块衔牌帮着逞架子,官儿再小,拆开来写也有好多花头精,比如“丁未举人”、“甲寅进士”、“某县正堂”、“七品顶戴”、“赏戴蓝翎”、“加三级记录三次”,这就凑成六块了。轿子后面,还有当跟马的,捧护书(公文袋)的,押班次的,再配上敲锣打鼓吹唢呐的衙门“乐队”,这气派如何?再说“行香”,这又是在老百姓面前“装门面”的机会,依据是地方官员必须于每月朔、望两日,依着顺序去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玉帝庙、文昌庙等处去拈香,且听任民众围观。

  最后,“过节”也是值得一提的话题。中国古代的法定节日,通称“三大节”,即“万寿”、“元旦”和“冬至”(也有些朝代以夏至替换冬至,别称“长至”)。所谓“万寿”,也就是当朝皇帝的生日。每逢这“三大节”的早晨,地方主官要把写有“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请出来,香案供奉,张灯结彩,并率领合衙佐杂行礼朝贺。以明朝的制度为例,据《典故纪闻》载,“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因为这也是允许老百姓一起参加的大典,大大小小的乌纱帽们又视其为抖露两手表演“团体操”的绝好机会,早早排练过好几回。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十四拜变成了九拜,“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看来这位俞大人是嫌九拜还不过瘾。

  “三大节”外,诸如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也要铺张热闹一番,不仅是为了“装门面”,也缘于这些都是趁机扰民生财的好题目。这里引录一段南宋真德秀所写的《劝谕事件于后》,便可略知一般状况:“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循习成风,或于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或于寺院科配钱物,并措借器皿幕帘之属,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乐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此集乃宋人编纂的官府公文及诉讼判决书汇编)像这些现象,放在京都官员中,是不太容易办到的。这就叫“衙门做节,百姓作孽”。如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说的一件事更妙,谓绍兴主官刘狱云用黄纸印刷“龙牌”,饬差传谕居民购买供奉,每纸售钱24文,共售出一万余张,真是“创收”有道啊。

  山呼舞蹈之后,接下来就是大吃大喝。观剧狎妓,也皆是保留项目。更有趣味的是,衙门里也组织机关节日舞会,即便是平素做惯道貌岸然模样的县太爷,此刻亦得意忘形,和同寅、属吏以及歌伎、舞女们一起狂欢。明人彭大翼所著《山堂肆考》上说,商则当廪丘县尉时,为官清廉,而县令、县丞等皆贪污。在衙门里举办的节日舞会上,县令率领大家一块跳舞,商则仅仅做了两个旋转动作。县令问他,为什么跳舞时两只手不摆动。他回答说:“长官动手,赞府(指县丞)亦动手,县尉再动手的话,百姓还有活路吗?”于是全场大笑。有人幽默道:“令丞皆动手,县尉止回身。”当然,这只能算是“装门面”过程中不多出现的扫兴事,况且也当成佐料给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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