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在刘彻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廷尉带上一个囚徒，叫作年。因为年的继母陈杀了年的父亲，所以年又杀了继母，于是年被司法官吏定了大逆之罪。汉景帝对这个案子比较困惑，按照法家的成法，法不容情;按照儒家的伦理，情有可原。于是，汉景帝把刘彻叫来问询。
刘彻说：“这种情况，年的继母对于年来说，所以挂了一个‘母’字，是因为年的父亲的缘故，继母所以挂了一个‘继’字，是因为她并不是年的真正母亲。现在继母先作孽，下手杀了年的父亲，则继母下手之日，‘母’字蕴含的恩情就已经断绝了。这个案子，应该依法判处年杀人之罪，而不应该以大逆之罪论处。”
汉景帝听了仅仅14岁的刘彻的一番分析后，年以杀人罪被弃市。如此看来，刘彻是一位天资聪颖且条理清晰的太子。
但是，没吃过苦头，没受过挫折。
前141年，刘彻从太子成了皇帝。十月，刘彻以“建元”为年号。皇帝以年号纪元，自此始于刘彻。这位少年天子即位之初，便是一番大有作为的派头，诚如后来太史公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
站在汉武的角度上，放眼帝国周边，虽有北方的匈奴不时袭扰，但有持续几十年的和亲政策作为保障，还有边关农贸市场作为辅助手段，算是安宁踏实。回头再看看自己的身后，宫廷之内有窦太皇太后掌舵，秉持黄老治道。除去依附祖母的窦婴及一干老人们，就是仰仗母亲王太后和舅父田蚡的一干新人们。至于姑母大长公主和妻子陈阿娇那一脉，也不过是祖母的跟班，不成气候。
于是初登帝位的汉武准备撸胳膊、挽袖子，大干一番了。
可16岁的少年天子随后就吃了一次大亏，这是一次很大的政治挫折，只因为汉武帝看到的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首先说当时的社会背景。
挟“七国之乱”的威名，汉景帝虽然把该扫除的障碍都扫除了。但汉武帝即位之时，他的奶奶窦太皇太后还在。窦太皇太后除了喜欢小儿子梁孝王刘武之外，还喜欢黄老学问，这也是她的意识形态。
建元元年(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刚一即位，立即下令招贤，重用纲领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儒家、法家，也就是思想渊源于贾谊和晁错这两脉的人士。他在位的第一任御史大夫赵绾、第一任郎中令王臧，也是他当太子时候的主儒学思想的启蒙老师。看上去，年轻的汉武帝准备开始“大有为”了。
结果?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年轻天子的一番新政还没走出第二步，赵绾仅仅上书建议皇帝处理国事不必请示太皇太后的东宫，赵、王两人就被处理到了狱中，然后自杀。同时愣头青一样的丞相窦婴、投机家一样的太尉田蚡全部免职。
这出戏怎么比喻?一个马上就要跨入成年人行列的16岁官二代，迫不及待地想要做点大事业，可一番大动作被自己的保守派奶奶迅速镇压。挑事的干掉，没头脑的皇亲斥退，小机灵的国戚斥退。官二代受到了大挫折，才明白自己是名义上的天子。
这么干的结果，有三种：一种是受了政治挫折，从此在经济上花天酒地——浪、叛逆、折腾和对抗;一种是受了政治挫折，从此在政治上循规蹈矩——怂、顺从、唯唯诺诺、被吓倒了;最后一种是受了政治挫折，但保持政治态度，不过学到了政治教训——忍、观察、学习和分析。汉武帝是最后一种。
这件事情之后，紧接着，建元二年(前139年)，淮南王刘安献书于朝廷。这本书叫《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召集众多知识人才汇编而成的，成书于景帝朝后期，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但它的主体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当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博采了战国以来的非儒之外的百家言论。
政治含义?《淮南子》表面说的是“黄老无为”，同时批判了儒家和法家。除了迎合窦太皇太后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它的实际目的——要达到“维持现状”的功效，要巩固和加深长安的意识形态，要让长安认同一个观点：维持刘姓诸王的裂土自治现状。
对此，汉武帝也做了一个回应，与朝臣复议晁错之案，以冤案论，为晁错平反。可见忍耐不是认怂，是软中有硬的，是绵里藏针的。
这段时间汉武帝没事就去终南山射猎，自称“平阳侯”。少年天子在雄性荷尔蒙分泌之下，践踏农田无数。结果平民骂声一片，大致翻译成白话就是：“你个横行霸道的富二代。”
当然汉武帝也有他的小算盘，这些与他共同狩猎的骑射者，就如同很多很多年后康熙大帝的摔跤小伙伴们一样，是为了将来所储备的。汉武要用这些人对抗宫廷诸窦，康熙则是要用那些人对抗鳌拜群党。
到了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病危的消息传到淮南国，睿智如淮南王刘安说：“天上有彗星扫过，天下将有大乱了。”这话当然不是淮南王真的夜观天象看见彗星才这么说的，他是要借用彗星来控制自己淮南国内的人们支持他——修整兵甲，积累财帛，准备武装叛乱。因为在朝廷里的支柱没了，他感到了危险。
同一时间，被免去太尉职务的武安侯田蚡被启用为丞相。为什么说田蚡是个投机家，因为田蚡和刘安也说着悄悄话：“今上无太子，有一天要是出了意外，诸王中除了您老，还有谁能当立?”
这就是汉武帝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政治实践——一个政治大挫折之后的“忍”字。哪怕是后来田蚡操控了百官任命，但汉武帝也只是偶尔嘴上骂街，不过继续忍耐，这时他才22岁。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忍到了皇权在手的汉武帝在次年立刻改了年号为元光。可见第一个6年中，汉武帝对苦尽甘来的体验有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第三次召见了董仲舒，这一次的意思很简单：“儒生，听说你有学问，你告诉我，皇帝要治理天下，而不是忍看天下，该如何下手。”
于是学兼法、墨的公羊派大儒董仲舒，以“天人关系”开始，连续上了三篇对策，后称“天人三策”。文之尊儒，功不在董仲舒一人，但原理上，如同陈胜有首倡之功是一样的。
当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并不是认同了董老夫子的理论，而是发现了这理论的工具性质，可以满足他的实际政治需求——对付郡国自治的那些势力手中的黄老理论或纵横技术。
后世名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有点过于抽象了。当时的汉武帝没那么抽象，百家之中的九十八家都是陪绑的，只有两家是真实的消灭目标。第一是黄老无为的道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郡国既得利益者拿来作为“维持现状”的护身符;第二是擅长往来游说、挑弄列国君心的纵横家，这些人没事都能挑出事情来，所以是要彻底消灭的。
至于目录上的其他九十八家，汉武帝并不实际针对，只是作为一种掩护手段，以免因为仅仅打击黄老和纵横，反而惊了各地的诸侯王，导致群起叛乱，同时也会惊了那些纵横家。要知道，这些游士惯于提前隐蔽在里弄之中去做看门人，比如张耳、陈馀、骊食其之流。
汉武帝的时代就这么在跌跌撞撞中拉开了序幕。他接手的是一个平台运行良好的帝国，但如何顺意操控则还需要时间。所以他的初期十年，只有两个关键词：帝国磨合与权力过渡。
第一，所谓帝国磨合，乃是汉武帝本人与帝国平台的磨合期。十年之内，汉武帝通过举贤用郎的行动，顺利地将无效率的行政体系转变为他可掌握的高效率行政工具。军事准备上，通过对帝国军事人才的遴选和尝试之后，汉武帝不但整顿了帝国军事机器，而且幸运地获得了他的天赐宝贝。随后在军事机器即将开动之前的军事动员过程中，帝国又为商人与游士创造了经济需求和外交需求。
汉武帝对外交需求的鼓励和支持，不但辅助了军事，也在帝国境内悄悄拉动了商业流通和经济增长。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经济上的需求，汉武帝在中期从无序到有序，半推半就地又开启了各项经济改革。
第二，所谓权力过渡，则是汉武帝实际接管帝制权力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四平八稳，而究其实质又格外幸运，恰到好处，在汉武帝登基之后的宫廷政治圈的势力起伏走势，其中三个事件可以作为阶段性标志。
首先，建元元年(前140年)，刚刚继位的汉武帝就任命了奶奶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母亲王太后的哥哥田蚡为太尉。投机家田蚡准备巴结汉武帝，于是怂恿愣头青窦婴挑战窦太皇太后的权威，失败后两人双双被罢官。从政治角度的得失看来，老一代外戚兼大将窦婴的损失要比新一代外戚田蚡惨重许多。靠着祖母辈纽带的窦婴作为战场上的战将，太容易被当作一杆长枪了。
其次，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逝世，田蚡迅速起复为丞相。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的指示是必然的。随着太后党的崛起，田蚡独揽朝政，百官附和。此时早已有了经验的汉武帝，不过是再忍一次罢了。当然，忍田蚡的难度远远逊于当初忍让奶奶窦太皇太后。
忍田蚡是忍一只贪腐的臭虫，忍让奶奶却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尊重和角力。所以田蚡时期，汉武帝一边启动顶层改革，一边观察田蚡就可以了。其时闽越攻东瓯，东瓯使者求援于汉。汉武帝问田蚡，田蚡怕得罪窦太皇太后，说不足以救。于是，汉武帝已经看透了田蚡的斤两。
第三，元光五年(前130年)，愣头青兼暴脾气的窦婴因为庇护同样猛将出身的灌夫，终于死磕田蚡，招致牢狱之灾。他在冬季被丞相田蚡提前处死以免后患，可几个月后田蚡也于春季病亡。
至此，老一代政治势力消于无形，随后廷尉张汤又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惩办了皇后陈阿娇的楚服案。长安宫廷政治圈内的老中青三代外戚，全部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没有如果，只能说对于完成了帝国权力过渡的汉武帝，他确实有些冷冰冰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