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死亡之谜:竟是诸葛亮的见死不救?

  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一直是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形象。最近,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新着《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对三国史上一些着名的旧案作了新的诠释,如诸葛亮出山时为何选择刘备?诸葛亮竭力北伐是否真的忠于汉室,还是存有“自取”之谋?关羽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吗……种种分析,卸下了诸葛亮头上的历史光环。

  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

  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兵戎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性优势,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反应。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

  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的一举一动?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非一勇之夫,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一无所闻?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

  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诸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诸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诸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在《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其实,关羽、诸葛亮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子”(意指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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