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一下被乾隆提满了所谓“诗”的“赝品”《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乾隆把这幅“赝品”一再把玩,六下江南也带在身边。这位喜好题跋盖印犹如在邮局上班的老大爷,在这幅“赝品”上面不停的御题、御跋、御记、御识,一共多达五十五处,密密麻麻满布山巅树梢,把个画卷弄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后来实在无从下笔了,才恋恋不舍地题上“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不过转过年,乾隆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即使对古画颇有研究的乾隆也难以分辨。后来,乾隆得知了哪一幅才是真的《富春山居图》时,他不愿承认自己此前收藏的是假画,就一边坚定地宣布真的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原因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的真迹才得以正名被编入。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后人为了以假乱真,多赚点钱,所以将原作者题款去掉,还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继续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的手段都把乾隆帝蒙骗了。其实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是乾隆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耗时七年为其师弟无用创作的。这幅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的长卷,是他生活在富阳,又以富春江为题材推出的力作。时至今日,当人们从杭州逆钱塘江而入富阳,满目青山秀水,景色如画,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富春山居图》与两岸景致在形质气度上的神合,从心底里赞叹作者认识生活,把握对象的神髓,进而提炼、概括为艺术形象的巨大本领。
《富春山居图》从完成的一刻,精通卜卦的黄公望已预言此画未来命运将“巧取豪夺”。此预言不幸一语成谶。七百年里,这幅画牵动了太多人的悲欢。黄公望在公元1350年于画末落款题跋,“暇日于南楼援笔……兴之所至,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落款那一年是庚寅年,从此有关此图的故事,不断于不同的庚寅年出现转折;而且凡想巧取或豪夺者,正如大痴预言,"终难究其全貌矣"。
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富春山居图》在吴家流传至第三代,碰到了痴画疯子吴问卿。其临终前竟遗言,将此画“火殉”。吴问卿生前爱此画,除为其打造一间“富春轩”特别供奉外,据传睡觉抱着它,饮食望着它。枕旁桌边,一幅高僧本无痕、无用、无求的巨作,从此走上爱执癫痴的悲剧命运。根据记载,吴问卿在明代覆亡之际,还曾光着脚带着这张手卷躲入山中避难。就在稀世珍品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识货的侄子从火中把富春长卷抢救出来。当时文坛已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王羲之的《兰亭》相提并论,所谓国之二宝。历史巨作虽未烧成劫灰,却从此一分为二,一大一小。前段较小,称“剩山图卷”;后段画幅较长,称“无用师卷”。
时代变迁,几经辗转,《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真迹在清宫里静静安放了187年。直到1933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自此之后的15年中,《富春山居图》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而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并最终于1956年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