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5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斯大林下达了新的稳住阵脚的指示，但比上次还要模棱两可。他出席了有2000人参加的会议，其中的军事院校学生都是刚从苏联的25所院校毕业的。朱可夫当然也参加了。早上，他惊讶地得知迄今为止一直是党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取代了莫洛托夫，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17年以来头一次，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统一在同一个人的名下。讲了40分钟后，斯大林至少祝了三次酒，每次都作了简短的讲话。对这几次简短讲话的分析，因没有掌握原始文本而耗费了大量笔墨，只有1948年苏联共产党档案室里的删节版，和几篇证言。朱可夫在《回忆录》里也写了几段：“喊着侵略他国，占领他国的口号，德军是不会赢得胜利的。这是很危险的口号。……德军越来越喜欢吹嘘，洋洋自得，充满虚荣。德国的军事思想再也不会发展了；他们的装备已经被我们超越了……”然后，在由一名元帅第三次致祝酒辞，向“斯大林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祝酒时，斯大林让观众大吃一惊，信口开河起来，历史学家们都在想这是伏特加的作用，还是心里另有盘算：“请允许我纠正……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重新建成，得到了大量装备，要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现在，有必要从防御发展到进攻。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发动进攻。以防御为出发点，我们应该朝着进攻的军事理论行进。”
为了使我们不致意识不到这些话的深层意义——历史上对此众说纷纭——我们就要来提一下铁木辛哥、朱可夫两人所作的决策和倡议，只有按照5月5日的讲话，才能对这决策和倡议有所理解。因为，5月13日，斯大林同意从腹地派四个集团军前往西部的边境地区；在第聂伯河-德维纳河沿线组成第二战略梯队。但有个条件，就是这些行动要掩人耳目地进行。
5月5日讲话导致的最独特的结果就是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于5月15日提出的先发制人计划。很难令人质疑其中的因果关系。铁木辛哥和利亚什琴科将军证明了这一点，朱可夫于1965年的采访中也提到了这件事。“铁木辛哥和我对德军的攻击先发制人的想法与5月5日斯大林的讲话是有关系的……他在讲话中说到了进攻的可能性。当敌军在我们的边境地区聚集大量兵力的环境下，这场讲话使我们确信有必要设想一下先发制人的方案。”当然，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对此仍是只字不提。
必须在5月15日的这项计划及斯大林的反应上稍作停留。该计划名为“对苏联军队在可能与德国及其盟国开战的情况下制定战略部署计划的思考”，并被标为“绝密。特急。本人亲启。独此一份”。这份15页的手稿文件是在朱可夫的指导之下，由华西列夫斯基匆促写就，瓦图京加以修正的，但却忘了给斯大林过目的时候要注意分寸。前言竟敢把迄今没人敢说的话说出了口：“鉴于德国军队已全面调动，后方梯队也已开始部署，可见它有能力比我们抢先部署完毕，并对我们施行出其不意的打击。为免于此，我认为绝对不能让德军掌握主动权，而是在其部署过程当中，尚未能组织战线，协调各兵种时，抢先对其发动进攻。”因此，该计划与3月计划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于从反攻（也就是等德军先进攻）过渡到秘密调动军队并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确定德军打击之前）。至于其余内容，该计划重述了纵深突破至西里西亚，然后往北折去，将波兰和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地区隔开。
这份计划由于写得太匆忙，所以朱可夫准备得并不好。文中未提日期，似乎对新吞并领土上实施后勤保障工作也嗤之以鼻。也没考虑怎么调动军队。加列耶夫将军本身也是历史学家，他认为这项规划需要加紧工作三到四个月，才能真正为军队所用。必须补充的是，朱可夫的想法是在普里皮亚季河南岸只有四个集团军的时候，组织八个集团军实施打击。计划呈送给了斯大林。他是否读了呢？朱可夫在1960年代与安菲洛夫和斯维特里希纳的两次采访中均说斯大林读了。利亚什琴科将军在与历史学家列夫•别济缅斯基交流时说，铁木辛哥也是这么明确告诉他的。瞥一眼斯大林的访客签到簿就会发现，5月19日应该是提交该计划的日子。朱可夫还对安菲洛夫说了领袖（Vojd）的反应：
“当他明白我们是要对德军先发制人时，便立刻勃然大怒。
‘你们疯了吗？你们难道想挑衅希特勒？’他气得冲我们大喊。
‘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根据苏联边境形势的发展，以及5月5日他的讲话，才这么做的……’
我这么说是想给在场的人打气，好使他们去思考如何打胜仗，而不是老是念叨着德军如何战无不胜，世界各地的报纸就只会对德军口诛笔伐，斯大林仍在骂骂咧咧。
我们这个先发制人的想法就这样夭折了。”
利亚什琴科的版本更戏剧化。照铁木辛哥对他说的话来看，当斯大林开始冲他大吼，说他是在煽动战争时，朱可夫再也无法自持，他们就把他带到另一间房间里去了。斯大林转身朝向在场的人，又说：“看看你们这些人……铁木辛哥长得这么结实，脑袋这么大，但他的大脑肯定很小。我（5月5日）说的话是要大家提高警惕，但你们必须明白德国永远不会来进攻俄国。……如果你们胆敢在边境挑衅德国，如果你们没有我的命令就调动军队，那你们要小心掉脑袋。”
25年后，朱可夫向安菲洛夫承认：“如今，我认为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先发制人），倒是件好事。否则，考虑到我们军队的状况，那我们所经受的灾难就会比1942年5月在哈尔科夫遭到的惨败还要严重得多。”在1960年代的两次采访中，华西列夫斯基则表达了相反的判断。如果就像计划中所说的那样，红军积聚所有的力量，先从利沃夫打击的话，就会完全阻断，甚至全方位击退德军。朱可夫则以罕见的坦率回答道：“华西列夫斯基的解释与现实完全不符。我认为如果战争前夕，我们将兵力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话，苏联很快就会被击退，而德军就正好能实现计划，在边境上把我们消灭掉。……幸好没发生这样的事，因为那样的话……希特勒的军队就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会在1941年陷落。”华西列夫斯基1931年时只是个团长，后来就没离开过参谋部，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没有朱可夫的分量重，1941年夏，朱可夫每分每秒都在为红军痛心疾首。他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两国军队在组织、指挥和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我们后面会提到这种特别坦诚的说法，而这在论述卫国战争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即苏联本来是会被希特勒征服的。当我们可以对朱可夫在1941年夏季和冬季的表现作出判断时，我们希望读者还能记得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