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死前留下四道解不开的遗嘱

  道光帝在临死前,留下了四道遗嘱,简单的说就是:

  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将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坛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内;

  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庙。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画像可以悬挂到寿皇殿、安佑宫;

  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寝的五孔桥南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镌刻在明楼碑上,陵寝名称刻在明楼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样称呼,如果新皇帝要写歌颂我生平的碑文,则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

  四、在他死后,只将他生前穿用过的几件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以示节俭和留念。自鸣钟殿内一些不常用的砚墨,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收藏。

  这四道遗谕看似简单,但在事实上,却给刚继位的只有20岁的咸丰帝出了不小的难题。后来,咸丰帝经过仔细思考,且在诸王大臣的参议下,最终将道光帝的遗谕作了如下的三个决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庙。只是从咸丰帝开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坛。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庙都是大清国历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变的。也是中国历朝历代都照办不误的成宪,是天经地义的。在民间,老人去世了,还要立牌位供奉起来,按时按节上香行礼,接受后代人的香火。

  作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岂能死后不升祔太庙?后两条比较好办,咸丰帝都照办了,唯独这前两条,使咸丰帝左右为难。

  特别是道光帝在遗谕中十分坚决地说:“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诬朕以不德不孝。”是照办还是不照办?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丰帝下令朝臣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上至亲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见,纷纷发言,讨论得十分热烈,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经过20多天的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仍遵照以往成宪办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庙,不按道光帝的遗嘱办。这一意见由礼亲王全龄将上奏给皇帝。

  咸丰帝看了众臣的意见后,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采纳群臣的意见,配天祔庙。同时决定从自己开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将道光帝的第一条朱谕和自己的这道谕旨抄录一份,悬挂在天坛的斋宫内,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楼,将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为道光帝补建陵寝方城明楼。

  道光帝的第三道遗谕,可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寝功能,也许才能正确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

  古制,陵寝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树立。是记录死者一生功德事迹的石碑,为了有保护该石碑和装饰陵寝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则称为功德碑楼。因此,圣德神功碑楼,也称圣德神功碑亭(现在也可以简称大碑楼)。

  外形是神道碑亭的缩小版本,里面竖有两通高近7米的石碑,石碑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楼的附属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树一根洁白晶莹的盘龙石柱,正式名称叫华表,也有称擎天柱的。

  在清代陵寝建筑中,只有顺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称之为神功圣德碑亭,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一律改称为圣德神功碑亭。

  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难理解道光帝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给他建造圣德神碑了,因为据说清朝有一个规定,皇帝在位,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准树立圣德神碑。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致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赔偿英国2100万两银子,还割让了香港,不仅没有了天朝大国的尊严,还致使国家领土不完整。

  于是,道光帝深感自己没有功德予后世子孙,更无脸面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决定自己子孙不要给自己建造圣德神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赔款,丢失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国土,所以从道光朝开始,其他皇陵陵寝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碑。

  虽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却给人造成了难以完成他遗谕的尴尬境地。圣德神碑不让建造,却还有让写圣德神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

  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赋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为圣德神功碑楼是记述皇帝生平功绩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内竖镶刻帝后谥号石碑的方亭。虽然这样做有些不伦不类。

  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丰帝亲自写了一篇有839个汉字的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也算是对道光帝遗谕内容的一个部分交代。

  如果从节俭和见缝插针的角度说,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写功德碑文还算能将就过得去,因为毕竟有一个空白的石碑可以写字。那么接下来这个有字却无处下笔的难题,则不可避免的摆在了道光帝儿子面前。

  因为道光帝临死时告诉他的儿子:“我死后,在明楼的石碑正面刻写‘大清某某皇帝’,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在这石碑的背面,则可以刻写我陵寝的名称。”

  清代陵寝里,哪座建筑物叫做明楼呢?

  原来,在清代皇陵陵寝后院的石五供北面,有一整座陵寝中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它常常被称为方城明楼。其实,这组建筑物是应该分为两部分称呼才较为准确,下面南墙正中有洞口的方形建筑物,应该称为方城。

  而建在方城之上的为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四面各有一个券洞的方形碑亭建筑物,则应该称为明楼。明楼正南向的券洞上、两檐之间处,悬挂着一写有“×陵”字样的汉字匾额。

  明楼内正中立有一统石碑,因为碑身被朱砂涂面,所以此石碑被称为“朱砂碑”,碑顶雕有蟠龙,碑的须弥座上涂抹着五颜六色的矿物色。碑身正面朝南,上面写有“大清某某皇帝”满蒙汉三种文字。

  明楼地面以特制方形“金砖”墁地,天花板上则绘有“三皇治世”的金莲水草图案。明楼四周有通道与方城上的宝城连接,宝城建有垛口,明楼正北面,则是宝顶,宝顶下面就是埋葬有帝后的地宫。

  人们很清楚的记得,在营建龙泉峪陵寝时,道光帝曾先后两次谕承修大臣撤去方城、明楼。他又多次亲临龙泉峪阅视陵寝,并在建成后还亲自参加了两位皇后的安葬仪式。

  既然慕陵未建明楼,楼内的朱砂碑也就不会存在。那么,既然没有石碑,怎么能镌刻某皇帝清汉之名?又怎么能在碑阴镌刻陵名?道光帝的陵寝没有方城明楼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最清楚的,可他为啥还留下如此令人迷惑不解的谕旨呢?

  如果不是神魂颠倒,失去理智的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即对于慕陵没有方城、明楼这两座建筑物这件事情来说,道光帝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得采取这种暗示的方法,由嗣皇帝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明楼。

  是不是道光帝在临死的时候,头脑真的发昏,记不清楚自己陵寝有还是没有明楼这件事情了。据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道光帝在临终前留下的这四道谕旨。

  不但文字多达千言,并且个个还说得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这表明,他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神志是正常的。因此说,这道遗谕的用意就是暗示嗣皇帝为他的陵寝补建方城明楼,而且他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咸丰帝即位以后,对其皇父的这道遗谕开始也是迷惑不解,后来终于悟到了道光帝的用心。于是,他派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结合慕陵的具体情况。

  拟定了改建宝城,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准备据这些大臣们拟定的方案,为道光帝陵寝单独修建方城、明楼,以备将道光帝临死时候留下的心愿圆满答复了结。

  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珍藏着这些大臣们拟定的《现拟慕陵宝城一座等略节》规制,和以及由样式雷的后人绘制的龙泉峪陵寝的方城明楼规制图纸:

  方城一座,见方四丈八尺,城身高一丈四尺四寸五分。月台面宽五丈二尺,进深五尺、明高五尺。隧道口长八丈一尺七寸五分,面宽一丈八尺。马尾礓面宽四丈八尺,进深一丈四尺。

  重檐明楼面宽一丈九尺七寸,周围廊深五尺,下檐柱高一丈四尺二寸;台明高九寸,台明至(方城)垛口五尺一寸。宝城进深十三丈八尺,面宽十一丈六尺,城身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

  就目前看到的被拟定的龙泉峪陵寝方城明楼尺寸来说,与其他陵寝的方城、明楼相比较,规模体制明显收小。即使是这样,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的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并未付诸实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鸦片战争后,清室内忧外患,财用匮乏,又值昌西陵鸠工,帑金甚重,道光帝奉安典礼亦需糜费百万银两,再耗用巨资改建龙泉峪陵寝,自然财力很紧张,属于经济困难。

  第二点,龙泉峪陵寝地宫内已经葬有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及咸丰帝生母孝全成皇后灵柩,且奉安时间很长,一旦兴工,必至惊动地下久睡的亡灵,属于大不敬大不孝,实为不宜。

  此外,龙泉峪陵寝规制已然属于特殊案例,现在即使改建,也难同清代其他各帝陵规制,反以其方城、明楼规制远逊先前诸帝后陵的方城、明楼而有失帝王的尊严,于是干脆不补建方城明楼,反而会比补建更有尊严,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最终也没有方城明楼这组建筑,咸丰帝只是最后把龙泉峪陵寝的正式名称刻在了陵寝内石牌坊上,并且还将道光帝的一首诗,刻在了石牌坊的北面,以示该陵寝名称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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